这首诗前四句写过文登营所见边防形势，后四句吊古感事，描绘了文登营防区一带风光和秦汉历史遗迹。该诗主要运用了反衬、情景交融等表现手法，表现了作者忠心报国的忧患情怀、雄心壮志和放眼世界的国防意识。
这首诗的一二句紧扣诗题，叙事写景，写作者乘船出海巡视海防及所见沿岸村落晓景，“冉冉双幡”显示了戚继光的将帅风采和戚家军的精神风貌。“晓烟低护野人家”，指巡航所见，描写出一幅和谐宁静的民众生活。此联叙事写景，把雄壮的军队和和谐宁静的生活置于同一画面，形成强烈反差，为抒发作者保家卫国的豪情作好了情景铺垫。
三四句紧承首联，写经过文登营防区所见残堞及似闻笳声，暗指海防由于朝廷不关心，以致营垒残破，年久失修，防务废弛，令人忧虑，描写春色掩映的城墙，天风吹送的军号。“谁将”诘问句，写出作者见到文登春色的惊喜心情。此联既写出了军中特色，又把文登春色描写得悲壮辽阔、悠然闲适，抒发了作者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对抗击倭寇、保家卫国充满着乐观向上的精神。
五六句借景抒情写潮落可见秦代刻石、潮来难见汉代船只的景象，慨叹秦汉时的国力强盛、海疆安宁以反衬明朝的衰弱，暗喻盛衰有时，今不如昔，也寄托着作者对国势强盛、海晏河清的向往之情，作者由实景而引发的联想和感慨。潮起潮落，掩映千古。初秦的强盛，“代石”犹存；汉代的旺达，国富民强、百夷宾服，但“槎”筏却不见了。这里，作者追溯千古，联想到国势衰颓的现实，寄寓了深沉的忧思。
最后两句乘情而出，抒发感慨，点破主题：我知道遥远的海外还有许多国家，其中有些国家例如倭国对我国并不友好，多年来一直纵容倭寇掠扰我沿海地区，祖国被，侵略、人民遭蹂躏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决不敢忘记这些危险，决不敢虚度自己的年华。这是作者登营远眺所升华出的报国之情。
中国古代优秀军事家的一贯思想便是“安不忘危，忘安必危”。鉴于具体的历史原因，中国古代军事家的防患对象主要针对北方和西北方的陆上敌人。“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值得注意的是，戚继光站在捍卫祖国和人民安宁的历史潮头，适时提出了加强海防、防止敌人从海上入侵的思想，这就为中国军事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内涵。正因为戚继光具有军事上的卓越见识，并率领中国浙、闽等地沿海军民浴血奋战，严惩来犯倭寇，保一方平安，所以他才能成为炎黄子孙人人景仰的一代抗倭名将。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无题诗写一位深锁幽闺的女子追求爱情而幻灭的绝望之情。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描绘环境气氛：飒飒东风，飘来蒙蒙细雨；芙蓉塘外，传来阵阵轻雷。
既隐隐传达了生命萌动的春天气息，又带有一些凄迷黯淡的色调，烘托出女主人公春心萌动和难以名状的迷惘苦闷。东风细雨，容易令人联想起“梦雨”的典故；芙蓉塘即莲塘，在南朝乐府和唐人诗作中，常常代指男女相悦传情之地；“轻雷”则又暗用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这一系列与爱情密切相关的词语，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纪昀说：“起二句妙有远神，可以意会。”所谓“远神，是指这种富于暗示性的诗歌语言所构筑的渺远的艺术意境，一种难以言传的朦胧美。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写女子居处的幽寂。
金蟾是一种蟾状香炉；“锁”指香炉的鼻钮，可以开启放入香料；玉虎，是用玉石装饰的虎状辘轳，“丝”指井索。室内户外，所见者惟闭锁的香炉，汲井的辘轳，它们衬托出女子幽处孤寂的情景和长日无聊、深锁春光的惆怅。香炉和辘轳，在诗词中也常和男女欢爱联系在一起，它们同时又是牵动女主人公相思之情的东西，这从两句分别用“香”、“丝”谐音“相”、“思”可以见出。总之，这一联兼用赋、比，既表现女主人公深闭幽闺的孤寞，又暗示她内心时时被牵动的情丝。
“贾氏窥帘韩掾少”使用贾充女与韩寿的爱情故事。
见《世说新语》载：晋韩寿貌美，大臣贾充辟他为掾（僚属）。一次充女在帘后窥见韩寿，私相慕悦，遂私通。女以皇帝赐充之西域异香赠寿。被充所发觉，遂以女妻寿。对句“宓妃留枕魏王才”使用甄后与曹植的爱情故事。见《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说：魏东阿王曹植曾求娶甄氏为妃，曹操却将她许给曹丕。甄后被谗死后，曹丕将她的遗物玉带金镂枕送给曹植。曹植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见甄后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曹丕），今与君王。”曹植感其事作《感甄赋》，后明帝改名《洛神赋》（句中“宓妃”即洛神，代指甄后）。由上联的“烧香”引出贾氏窥帘，赠香韩掾；由“牵丝（思）”引出甄后留枕，情思不断，藕断丝连。这两个爱情故事，尽管结局有幸有不幸，但在女主人公的意念中，无论是贾氏窥帘，爱韩寿之少俊，还是甄后情深，慕曹植之才华，都反映出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愿望之强烈，奔放。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突然转折，向往美好爱情的心愿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因为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灰烬。
这是深锁幽闺、渴望爱情的女主人公相思无望的痛苦呼喊。热情转化成幻灭的悲哀和强烈的激愤。以“春心”喻爱情的向往，是平常的比喻；但把“春心”与“花争发”联系起来，不仅赋予“春心”以美好的形象，而且显示了它的自然合理性。“相思”本是抽象的概念，诗人由香销成灰联想出“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奇句，化抽象为具象，用强烈对照的方式显示了美好事物之毁灭，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李商隐写得最好的爱情诗，几乎全是写失意的爱情。而这种失意的爱情中又常常融入自己的某些身世之感。在相思成灰的爱情感慨中也可窥见他仕途失意的不幸遭际。
这首诗题为“宫怨”，却没有出现宫女的形象，而是运用象征手法，通过宫苑景物和环境气氛的描写，烘托、暗示出宫女的愁怨之情。
“柳色参差掩画楼，晓莺啼送满宫愁。”抓住深宫寂寥、令人厌倦的特点，着眼于“柳色”和“莺啼”，描绘柳掩画楼、莺啼晓日，表现出“深锁春光一院愁”（刘禹锡《春词》）的情境。“柳色参差”，用语精炼，不仅写出宫柳的柔条长短参差，而且表现出它在晨曦中的颜色明暗、深浅不一。“掩画楼”，则写出宫柳枝叶繁茂、树荫浓密。宫苑中绿荫画楼，莺声宛啭，本是一派明媚春光。但失去自由、失去爱情的宫女，对此却别有一种感受。清晨，柳荫中传来一声声莺啼，反引起宫女们心中无穷愁绪，整个宫苑充满了凄凉悲愁的气氛。暮春柳色掩映画楼，透露出春愁锁闭、美人迟暮之感。
“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写落花，以宫花零落、随水流逝的景象，宫花非不美，但年年自开自落，无人观赏，无声无息地凋零，飘入御沟随流水逝去。在宫女看来，自己的命运与这落花又何其相似！“无人见”，写出宫女被幽禁之苦：“逐春泉”，喻韶光的流逝。前面着一“空”字，表达了宫女的幽禁生活中白白消磨青春的哀怨之情。正如明代唐汝询《唐诗解》所说：“因想已容色凋谢而人莫知，正如花之湮灭沟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