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居所的清幽环境以及诗人的闲适生活，抒发了诗人对宁静闲适生活的怡然自得。
定林寺在钟山下紫霞湖旁，王安石晚年曾卜居于寺旁。这首诗，消尽烟火气，就像小溪一样澄澈，像白云一样悠闲，像山鸟一样适意，像山花一样自在。这些在诗中所描写的景物，正是“临溪放艇倚山坐”的主人公的心境的写照，表现了他的恬淡之趣和宁静之美。
“闲”是王安石退居钟山后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又如《游钟山》四首之一：“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游草堂寺》：“鸟石岗边缭绕山，柴荆细径水云间。拈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这让读者感到，诗人在其中的体验似乎比那“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还在世外，因为，诗人在这个境界中不仅没有争竞，而且简直连“心”的概念都没有了。王安石在《登宝公塔》（在钟山）一诗中曾写他在宝志塔院作客时的情形道：“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要表达的是主客两忘，物我两忘的意思。“闲”字表面上虽显著相，但在诗人特定的心境中，也就是“忘”。
这是一篇缅怀往事、抒发乱离之感的诗。在诗里杜甫怀念乱前宋中的繁华，伤盛世的消失，讽谕唐玄宗好武功所造成的恶果；忆恋同李白、高适游宋中时的友谊，痛挚友相继死亡，叹自身的衰老飘零。
全诗分四段，开头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宋中地区的繁华；十三句至二十句为第二段写与高适、李白的邀游；二十一句至二十八句为第三段写唐明皇开边之事；最后十四句为第四段，叙写乱离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既有现实经历的生动描述，又有几十年来郁积于心中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此诗纵横古今，雄视万代，畅谈历史，痛砭时弊，总结教训，秀而不冶，艳而不妖。
此诗前十二句，写昔时宋中梁孝王都的风物人情。当时的商丘古城名声仅次于陈留，而与贝州、魏州齐名。这里人口众多，有高楼、大道；水陆交通便利，以至于“舟车半天下”；人们热情好客、行侠仗义。次八句，回顾与高适、李白游览的情景。他们在酒瓮的土台跟前畅饮，“登文台”赋诗，观梁园雁池，望芒砀云烟，追思汉高祖斩蛇起义创业、梁孝王主宾相得作赋。再十句，写唐玄宗当年穷兵黩武、四方征伐，致使生灵涂炭、天下混乱。后十一句，表达对高、李的悲念和哀思。由于岁月流逝、遭逢离乱，朋友已经亡故。李白死于宝应元年（762年），高适也卒于永泰元年（765年），而今自己亦到了衰落之暮年，又“独在天一隅”“系舟卧荆巫”，真是“存殁两呜呼”。诗人以“乘黄”“颜鲍”指高、李，以“凡马”自比，而且常常愿尽“抚孤”的义务，对高、李的尊恭和思念，也表明了三人之间的情深意笃，同时也看出商丘之游对诗人来说是美好，不能忘怀。
咏叹华清风景，抒发盛衰之感，唐人早有不少名篇。如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霓裳一曲千峰顶，舞破中原始下来’（《过华清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难乎为继的情况下，要后来居上，就得推陈出新，独辟蹊径。这首《题华清宫》便是如此，它取景深远，意味无穷，创造了独特的意境，表现了深沉的感慨。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星残月入华清。”两句，概括交代这一趟行程，“晓风残月”日夜兼行的氛围，也点出了凄迷的骊山景色，为历史悲剧的抒写作了铺垫。这是“未成曲调先有情”的起句。接着，最精彩的两句出现了：“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从朝元阁到长杨宫，一方面由唐溯汉，拉开了时间的距离，广阔的历史背景令读者生深邃之感。另一方面，汉、唐并称盛世，而此时汉家宫苑、唐朝殿阁，都只成了笼罩于西风残月之下的荒凉陈迹。这两句一笔勾出千百年盛衰兴亡的历史，含蕴丰赡。
“都入长杨作雨声”，因残月在天，西风“作雨声”，则未必就是真的雨声。联想唐代诗僧毛可上人《秋寄从兄贾岛》中的佳句“听雨寒更彻，开门落叶深”，西风飒飒，落叶萧萧，令人疑为冷雨阵阵。写景之妙，正在于这种象外句巧妙运用所取得的幻觉效果。何况，“长杨”又是一语双关，既可指长杨宫，也可指树木中的长杨。末两句似乎也是幻觉的描写，引人遐想。“超以象外，得其圜中”，是司空图《诗品》指点人们写诗、读诗的一种方法。“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风声，雨声，总是秋声；声声入耳，一曲心声而已。历史的垂戒，凭吊的感喟，都融铸在这首诗的意象中了。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宋有一位姓施的酒监官，和歌姬乐婉从相识到相知，早已是如胶似漆了。可眼下因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分开。他郁闷、纠结，恨不能带她一起随行。无奈之余，填了一首《卜算子。赠乐婉》的词，赠给她留作纪念。
“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他们一相逢，就很快坠入了爱河。李白也说过：“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男女一见便钟情，好象前生早已相识。这种感觉，宝玉应最有体会。初见黛玉之时就说了：“这个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恨不相逢早，此话虽真，但比起很多人来，他还是很幸福的，又何来此恨？想那张籍所写：“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诗中的女子名花有主，婉言谢绝了一个男子的追求。虽说那男子痛心不已，可毕竟人家是有妇之夫，还是发乎情止乎礼吧。苏曼殊也遇到过类似情形，他写道：”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同样是相逢，遇见了喜爱的人，却因自己跳出三界外，已出家为僧，也只好望而却步。
“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读这两句的时候，不禁会让人想起杜牧，一样的流连于青楼酒席之间，一样的写出十分动人的情话。杜牧的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千千万万人，相识本就不容易，更何况相知。
接下来的两句“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意思是说，如今我就要和你离别登上远去的路，反而心头更添烦恼”。虽然词人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为何烦恼，但结合杜牧后来的悔恨，施酒监这里想必也是同样的一种情感吧。毕竟，古代青楼女子的爱情，大多以悲剧结局。霍小玉也好，杜十娘也好，她们似乎都难以逃脱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
最后两句的意境，有点似白居易诗中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只不过要比白诗深沉得多。都是以芳草的无限蔓延，来比喻自身惜别之情的绵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