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居所的清幽环境以及诗人的闲适生活,抒发了诗人对宁静闲适生活的怡然自得。
定林寺在钟山下紫霞湖旁,王安石晚年曾卜居于寺旁。这首诗,消尽烟火气,就像小溪一样澄澈,像白云一样悠闲,像山鸟一样适意,像山花一样自在。这些在诗中所描写的景物,正是“临溪放艇倚山坐”的主人公的心境的写照,表现了他的恬淡之趣和宁静之美。
“闲”是王安石退居钟山后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又如《游钟山》四首之一:“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游草堂寺》:“鸟石岗边缭绕山,柴荆细径水云间。拈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这让读者感到,诗人在其中的体验似乎比那“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还在世外,因为,诗人在这个境界中不仅没有争竞,而且简直连“心”的概念都没有了。王安石在《登宝公塔》(在钟山)一诗中曾写他在宝志塔院作客时的情形道:“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要表达的是主客两忘,物我两忘的意思。“闲”字表面上虽显著相,但在诗人特定的心境中,也就是“忘”。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房屋被溪水环绕着,竹林环绕着青山,临水的高山直插白云间。
将小船停靠在溪水边,靠着山坐着,溪水、鸟儿、鲜花和我一起共享这份悠闲。
注释
定林:即定林寺。公元423年(南朝宋景平二年),僧人慧觉于今南京钟山创建定林寺。
绕:环绕,围绕。
艇:轻便的小船。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居所的清幽环境以及诗人的闲适生活,抒发了诗人对宁静闲适生活的怡然自得。
定林寺在钟山下紫霞湖旁,王安石晚年曾卜居于寺旁。这首诗,消尽烟火气,就像小溪一样澄澈,像白云一样悠闲,像山鸟一样适意,像山花一样自在。这些在诗中所描写的景物,正是“临溪放艇倚山坐”的主人公的心境的写照,表现了他的恬淡之趣和宁静之美。
“闲”是王安石退居钟山后的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又如《游钟山》四首之一:“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游草堂寺》:“鸟石岗边缭绕山,柴荆细径水云间。拈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这让读者感到,诗人在其中的体验似乎比那“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还在世外,因为,诗人在这个境界中不仅没有争竞,而且简直连“心”的概念都没有了。王安石在《登宝公塔》(在钟山)一诗中曾写他在宝志塔院作客时的情形道:“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要表达的是主客两忘,物我两忘的意思。“闲”字表面上虽显著相,但在诗人特定的心境中,也就是“忘”。
此诗首句通过对“公子王孙”争相追求的描写突出女子的美貌,次句以“垂泪滴罗巾”的细节表现出女子深沉的痛苦,三、四两句说女子一进权势之门便视自己为陌路之人。全诗高度概括地写出诗人所爱者被劫夺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社会因门第悬殊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寓意颇深,表现手法含而不露,怨而不怒,委婉曲折。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上句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即通过对“公子王孙”争相追求的描写突出女子的美貌;下句以“垂泪滴罗巾”的细节表现出女子深沉的痛苦。公子王孙的行为正是造成女子不幸的根源,然而这一点诗人却没有明白说出,只是通过“绿珠”一典的运用曲折表达的。用绿珠坠楼的典故一方面形容女子具有绿珠那样美丽的容貌,另一方面以绿珠的悲惨遭遇暗示出女子被劫夺的不幸命运。于看似平淡客观的叙述中巧妙地透露出诗人对公子王孙的不满,对弱女子的爱怜同情,写得含蓄委婉,不露痕迹。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两句没有将矛头明显指向造成他们分离隔绝的“侯门”,倒好像是说女子一进侯门便视自己为陌路之人了。但有了上联的铺垫,作者真正的讽意已经非常明显。之所以要这样写,一则切合“赠婢”的口吻,便于表达诗人哀怨痛苦的心情,更可以使全诗风格保持和谐一致,突出它含蓄蕴藉的特点。
诗人从侯门“深如海”的形象比喻,从“一入”、“从此”两个关联词语所表达的语气中透露出来的深沉的绝望,比那种直露的抒情更哀感动人。据说后来于頔读到此诗,便让崔郊把婢女领去,传为诗坛佳话。
从语言上看,这首诗用词很准确。在封建社会里,造成这类人间悲剧的,上自皇帝,下至权豪势要,用“侯门”概括他们,恰当不过,比喻生动形象。诗人以此诗赠给心上人,既写女子的不幸,也描述了自己所爱被劫夺的哀痛,而造成这种痛苦的,正是那些只顾个人喜恶的侯门贵族、公子王孙。作者并没有直接指斥,但诗中流露出的弱者的哀怨、深沉的绝望,却比直露的指斥更厚重,也更能激起读者的同情。诗中的情感实际上也超越了一己的悲欢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