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因友人陆澧邀诗人到山中居处饮酒小叙，诗人遂赋此诗作答，表示欣然愿往。全诗以酒为引子，写得颇具特色。

　　前两句：“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松叶”清香，可以作为酿酒的作料，引出下文之“山路”。“春来”二字，点明时间。次句采用问句的形式，似问非问，略显诙谐，直接道来，足见诗人与友人的浓浓真情。李商隐《和友人戏赠》之三曾云：“明珠可贵须为佩，白璧堪裁且作环。”酒最能代表人间的真情，饮酒时最容易沟通与别人的感情，作者开篇即选取这种极为平常却又极富深情的事物，随意而问，显得浓情依依，轻快自然。

　　后两句“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山路”二字，照应前面“松叶”。为了喝朋友的松叶酒，更为了与朋友饮酒倾谈，诗人表示即使山路遥远崎岖，也要拜访友人，朋友情深，于此可见一斑。而结句语意更进一层。由春来可知，此时已是春天，山中已然冰融雪化，这里诗人作了一个假设：即使积雪满地，也要前往拜访。此句既是说诗人自己，又似告诉友人，应该如此。结句看似平淡，实则蕴涵丰富。

　　这首绝句体小诗，短小而质朴，亲切而自然。诗中用语极为平实，几乎就是口头语，然而从容写来，淡而有味，语浅情深，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有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子，这种风格又被后来的王维、孟浩然等发扬光大，形成山水田园一派，张九龄不愧为开启盛唐诗风的诗坛领袖。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这首诗的首句点明背景时间，次句写室内景色氛围，烘托了闺中思妇彻夜难眠的深层心态。三、四句刻画了妇人出门张望后失望的神态，表达了妇人急切盼夫归来的情怀。全诗语句轻简，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 ”描述环境并叙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营造出了这首诗的整体氛围。月落星稀，月亮已经快要不见了，天马上就亮了，星星也非常稀少，这样的夜色并非心旷神怡，却有着一种挥之不尽的忧愁和伤感。然后诗人将视角由窗外逐渐移向窗内，一盏孤灯和不能入眠的女主人公兀自相对。诗人并未直接诉说女主人公的不眠是因思念的缠绵，而是从侧面描写“月落星稀”的天色，以及女子深夜不眠的场景，所以就多了一些委婉曲折之致。“孤灯”，说明了众人皆睡而女子独醒，暗示女子必是心有所思。“孤”字更是对女子孤寂的心境起到了深刻的暗示作用。

　　上面的两句可谓静之极矣。万篇俱寂，众人都沉醉在梦乡之中，只有一个满怀心事的女子独自醒着。到了第三句，写了一个动静之间的转折：女子起身张望动作。“不忿朝来鹊喜声”，原来，是黎明时分勤快的喜鹊飞到门前树枝上，那声音让女子误以为是郎君归来。一刹那的惊喜随即转为恼恨，因此对喜鹊“不忿”起来。不忿，是一个十分口语化的词，女子那一刻的恼恨是没来得及掩饰、自然而然产生的，因此用口语来表现，就比雕琢过的书面语更传神、更贴切。在这一瞬间仿佛能看到女子皱起的眉头，或者嘟起的小嘴。其实，这罪过不是喜鹊的，女子的不忿，表面是怨恨喜鹊让自己空欢喜一场，实际上是对迟迟不归的郎君的痴怨，对自己独守空房、在相思之苦中煎熬的气恼。儒家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方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此诗这种表里两面的写法，恰是这种旨趣。

　　这首诗借助景物和氛围来暗示情绪，使得情绪的幽深缓缓展开。前两句用有着一致意味的意象营造出清冷孤寂的氛围，后两句用人物动作和心理的描画，使得诗意活动了起来，由“静”而“动”，再转入“静”，在结构和意蕴上都起了波折，有了变化，整首诗就此生动完整起来，添了许多“生气”。

　　诗人用清新朴实的语言，把一个闺中少妇急切盼望丈夫归来的情景，描写得含蓄细腻，楚楚动人，令读者读了之后，自然对她产生深厚的同情。这首诗尾句不仅带着口语色彩，充满生活气息，而且在简洁明快中包容着丰富的情韵。诗人作了十分精炼的概括，把少妇起床和后来恼恨的原因都略去不提，给读者留下思索的余地。这样诗意就变得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宋代周密的《四字令·拟花间》写出了闺中女子思人不见人的那份无可奈何的春愁。

　　开篇以“眉消睡黄”来开头，描写了闺中女子的状态，其苦相思展露无疑，接着就是一句“春凝泪妆”，加重前一句的深意。“玉屏水暖”承接上一句的“春”字，写了屏风上面所绘之图。“水暖微香”则是通过“香”字侧面写主人。前三句以“静”为主，凸显闺房中的清净也透露出寂寞。第四句“听蜂儿打窗。”一个“打”字打破了这份清净，带着生机盎然，却又让人无法避开那份忧伤。

　　“筝尘半妆。绡痕半方。”中的“半”字，意在缩减忧伤，“欲情故纵”般越是轻描淡写，却越从侧面加重了女子的感伤之情。无人排解愁绪，唯有门前杨柳可寄，奈何它也是自顾不暇的“忙”? 那个“奈”字是一种对自然的无奈，更是对自己现在的独守闺房，却又无法更改的现实展现。 “伊人浓妆待君王，渐宽衣带怨罗裳。”对现实的无奈，唯有以文字消减相思，以减少现实所带来的自我感伤。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