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为董文恪公写行状,看了他写的全部奏章。他在担仼安徽巡抚期间,上书请求准许棚民开山种地,在这件事上十分积极。大意是说与棚民互相告发的人,都是沉溺于龙脉风水这样的迷信说法,甚至有人荒掉几百亩的山地,来保护一个棺木的风水,违反制度,荒废土地,实在不该这样做。而那些棚民能够在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的地方担任艰苦的工作,吃着粗淡无味的食物,开荒种植旱地作物,来增加粮食生产。人没有闲着的,地没有荒废的,在政策上也很方便,不应该禁止他们,从而引起事端。我看了他的说法,觉得很正确。
等我来到宣城,亲自向农民请教这件事,他们都说,没有开垦的山,泥土坚硬石头牢固,野草树木十分茂密,腐叶堆积几年,约有两三寸厚,每次天下雨,雨水从树上流到腐叶里,又从腐叶里流到泥土石头上,经过石缝,一点一点滴下来成为泉水,水往下流得很缓慢,而且水流下来时泥沙石子不会跟着流下来。水流缓慢,因此流到低田里不会成灾。即使半个月不下雨,高田仍然受着泉水的浸渍、灌溉。现在用刀斧把山上的草木砍伐干净,又用锄犁疏松了山上的泥土,一场雨还没下完,泥沙石子就随着雨水冲下来,奔流而下,灌到沟壑山谷里,沟壑山谷都被填满了,再不能积水,水要流到低田里才能停下来;等到低田里的水干了,高田再没有水可以不断灌溉。这是开垦不长五谷的地,来破坏有收成的田,帮助不交税的雇农,而损害担负租税的人家。我听了他们的说法,也觉得很正确。
唉,无法照顺周全,使两方面都有利无害,久已如此。按照前面的说法,可以平息事端;按照后面的说法,可以保住农田的利益。如果又要不丧失农田的好处,又要不至于像董公所担心的那样发生事端,那么我也找不到办法。因此记下来,等待熟悉民间事情的人来解决。
注释
棚民:由外地逃荒而来,搭棚居住,开垦山田的农民。
董文恪:董教曾,字益甫,清上元人。乾隆进士,官至闽浙总督,卒谥“文恪”。
行状: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与生平事迹的文章,供作传的人作根据,亦称行述。
告讦:揭人阴私。
溺:沉迷。
龙脉风水:旧时的一种迷信,称坟地的位置方向为风水,山势起伏为龙脉,认为它们会决定家庭的吉凶祸福,如果开山,就会破坏风水,切断龙脉。
攻苦茹淡:攻苦,工作劳苦。茹淡,吃粗而无味的饮食,即生活艰苦的意思。茹,吃。
稻梁:水稻和小米,这里作为粮食的总称。
宣城:今安徽宣城。
可:大约。
罅:裂缝。
童其山:即把山上的草木砍光。童,山无草木,文中作动词用。
壑涧:山谷溪涧。
不毛之土:不长庄稼的土地。毛,通“苗”,指庄稼。
佣:佣工,出卖劳力的人,指外来的棚民,他们开荒山不纳税,故称“无税之佣”。
瘠:瘦,这里是损害的意思。
有税之户:纳税的大家,因有地而承担赋税。
俟:等。
习民事者:熟悉民间事情的人。
清朝中叶,中国下层百姓生活困难已成为社会危机,农民流离失所,产生大量无地搭棚而居的流民。时任安徽巡抚的董文恪碰到了“棚民”因开山垦荒而与当地土著居民争讼的事。董文恪站在棚民一边,认为当地农民不让开发荒山是由于相信“龙脉风水"的邪说;而棚民开山种地,却可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于策至便。他向朝廷的奏议很明确:不能禁止棚民开荒,以启事端。道光三年(1823年),作者受托为已故的董文恪写行状,当他读完董公留下的奏议之后写了这篇文章。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以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以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以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以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以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以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以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以“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以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以关注,并期以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诗首联切题,但以倒装出之。诗人对着酒杯,只见飞鸟掠过,浮云缓移,这一切都倒映在杯中,于是心中若有触动,觉得这是极好的诗料,想写出来,又似乎找不到适当的诗句来表达。江西诗派的诗喜欢拗折,这样起句,将因果倒置,诗便显得突兀而有波折。同时人葛胜仲在评论陈与义诗时,曾指出他的诗“务一洗旧常畦径,意不拔俗,语不惊人,不轻出也”,这联诗便是很好的例子。诗写的情况,是每个诗人都遇到过的。这样的感触,就是陶渊明《饮酒》诗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即李商隐《锦瑟》诗所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明明是极好的景情,诗似乎就在口边,却一下子说不出来。陈与义对这种境界体会很深,多次拈出,如《春日》云:“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又如《题酒务壁》云:“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
第二、第三联写现实生活,抒发感慨。两联都一句说情,一句写景作陪衬,进一步阐发情。诗人当时官符宝郎,到这年冬天,即以王黼事罢,出监陈留酒税。这时候,他或许已对官场的倾轧感到了厌恶,而自己已是三十五岁,官低位贱,展望未来,前程似漆,于是在这两联诗的出句中感叹自己整天忙忙碌碌,周旋于案牍文书之中,没有出落的日子;没完没了的是非恩怨,又缠绕着自己,伴随着自己渐渐老去。与所抒发的心理动态相呼应,两联的对句便写相应的景物,自成连续,说眼见到楼落阵阵风雨,秋天已经来到,满目苍凉萧瑟,使人感伤;燕子已经离开,飞往南方的故巢,令人感到岁月在匆匆地流逝。这两联是名句,方回对此极为赞赏,在《瀛奎律髓》中评说:“此诗中两联俱用变体,各以一句说情,一句说景,奇矣。”宋吴开《优古堂诗话》说:“近时称陈去非诗‘案上簿书何时了,楼落风月又秋来’之句。或者曰:此东坡‘官事无穷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为本唐人罗邺《仆射陂晚望》诗‘身事未知何日了,马蹄唯觉到秋忙’。”方回则以为本苏轼词“官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第三联则与陈与义自己的《寓居刘仓廨中晚步过郑仓台上》的“世事纷纷人老易,春阴漠漠絮飞迟”同意,“是为变体”。吴开及方回都遵循江西诗派宗旨,在“无一字无来历”上下工夫,实际上,不论陈与义是否袭用前人,诗都写得意深情深,格调高迥;其中以“书生”对“燕子”、“簿书”对“风雨”、“是非”对“岁月”,都很灵动,非俗手所能做到。
在发了一通感慨后,诗进入尾声,回应题目,说自己含笑把这些人世间的烦恼都远远地抛开,痛快地喝上一通酒,醉后往床上一躺,进入梦乡。这联虽然是故作达语,力求轩豁,但气势与上不称。陈与义曾经提出作诗要达到两个标准,一是“忌俗”,一是“不可有意用事”,这联却写得很俗气,违背了自己的标准,所以清纪昀、许印芳都曾予以指摘。
这首诗属于拗体,采用了特殊的结构形式,显得兀傲奇崛,是陈与义学黄山谷诗的结果,因此被极力鼓吹江西诗派诗的方回赞为“学许浑诗者能之乎?此非深透老杜、山谷、后山三关不能也”。
这首诗非常注意抓住江上特有的景物,从视觉和听觉两个角度,扣住“秋天”这特定的节令特点,描绘江上的秋色,情景交融,寄寓深沉,表达出作者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此诗一、二句两写景,其目的并不在要再现什么秋声秋色,而是旨在以比兴手法,用景衬情:猎猎的西风带来秋的消息,令人心生愁绪,绵绵的江水长流不息,让人顿时产生感触,晚开的花儿飘落,正所谓落红无数,也让人郁郁寡欢。这些景物,都带上了浓浓的感情色彩,使人愁肠百结。
三、四两句,则题旨非常鲜明地凸现出来:“离情被横笛,吹过乱山东。”特定的季节、特定的景物,触动了诗人的离情别绪:是自己远离故乡、孤身在外,涌起了桑梓之思,或者是亲人在外飘泊、时世动乱,勾起了眷怀之恋。整首诗,景为情出,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寄寓深沉,深隽的诗韵诗味。
对于离情让横笛吹送的问题,古文学者刘逸生先生有这样详尽的解释:诗人刚和亲人分手,坐上向远方而去的船,看着江上的风光,秋意甚浓,也使满怀离情的诗人更添伤感,忽地不知何处传来笛声,呜呜咽咽的,听的更是心情沉重,而笛声一直没停,让诗人更感折磨,不过,蓦然抬头,原来船已转到乱山的东边,适才与亲人分别的渡口,都已望不到了。这是一种奇特的化虚为实的手法。
江水浩淼无边,江畔红花朵朵,而到了秋季,西风劲吹,水面则起波浪,荡漾连绵,江花也渐次凋谢,脱下了红妆,那岸边或水上的小舟传来横笛声,也就使景色带上了浓浓的秋意,勾起作者的思绪。江水江花、西风横笛,这些特有时令的特定景物,就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的“江上秋意图”,具有鲜明的特色。
诗到宋代,很讲究炼字炼句。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是个著名的例子。从这首诗看,也是如此。因笛声而引起离情,李白就写过他的《春夜洛城闻笛》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仿佛是随口而成,自然明畅;但王安石就不愿追随这种风格,他一定要把“离情”写成是一种“异化之物”,是能够让风吹着走的。这正是注意了锻炼,让句子显出不寻常的曲拆。
《圆圆曲》是一首长诗,共七十八句,五百四十九字。分六大段,前五段叙事,后一段议论。
布局谋篇是本诗的精华之处,古典叙事诗的情节结构,都是依故事的自然顺序展开的。本诗则把叙事顺序也作为艺术构思的手段之一,运用倒述、追叙、插叙等手法,安排情节结构,通过这些精心的安排,使主题更加引人注目,而故事变化曲折,情节跌宕起伏。并且运用顶针格,以前后词句相同相似或者相关之联系,使情节的时空大转换平滑接转,而不显得过于突兀。
前八句是第一段,该段是布局谋篇最成功之处。首先开篇不凡,先声夺人。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鼎湖,即荆山,是传说中轩辕黄帝铸鼎升天处(《史记·封禅书》:“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这里代指崇祯皇帝。玉关,原指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的玉门关,这里代指山海关。出语就点出甲申年惊天动地的两件大事,崇祯之死和清兵入关。重大历史事件对人有一种自然吸引力,激发读者的兴趣。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玉为红颜!
此联对仗工整,对比强烈,反差巨大,讥讽入骨。“六军”统指明朝的军队,“恸哭六军”和“冲冠一玉”人数虽众寡不同,情绪倒很相似,但是“缟素”与“红颜”不仅在色彩上形成强烈对比,意义上也极为不同。“缟素”是沉痛的,如果从顺治八年乃至以后的历史角度看,“缟素”象征着对明王朝覆亡的哀痛,象征着对汉民族沉沦的哀痛,而“红颜”则明确无误地指向极端的个人私欲。片言居要,一语中的,使吴三桂的汉奸嘴脸极为丑恶,真是大快人心。诚然,作者并未提到满清,但是,山海关之战就是清兵入关,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并不因作者的忌讳而有所改变。接下来模拟吴三桂的口吻加以辩解,效果是越抹越黑,实为暗讽。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下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哭罢君亲再相见”,似乎吴三桂出于忠于明室,才与李自成不共戴天,好一副正人君子面孔。其实吴先降的正是李自成。甲申年三月,吴三桂投降李自成,将山海关防务交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率领部下前往北京,“朝见新主”,这是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河北省卢龙县)张贴的告示中说的。当吴三桂行至河北玉田县,突然获悉其父被捕和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掠走,尤其是后者促使他改变主意,“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于是立刻返程杀回山海关,并复信吴襄,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可见吴三桂是双料叛臣加逆子,作者却安排他去哭君、亲,煞是好看。
也有人否定红颜对吴三桂决策的意义,总觉得红颜的分量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比起来似乎太轻了。可惜历史并不永远都在追求重大价值的平衡。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但不等于历史总是必然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演成结局之前,隐含着多种可能性,历史只能实现一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偶然的。否则,人就失去了任何主动性和创造性,包括恶的主动性,这就是吴三桂必须为沉痛的历史结局负责的原因。“冲冠一玉为红颜”在人类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吴王夫差与西施的故事与此也有相似性,本诗多处用以比拟。尤其是本诗创作时,满清的凶残使汉民族经历了空前的浩劫,吴三桂为虎作伥,罪责难逃。
这一段写吴三桂在山海关大战中战胜归来,文笔雄浑,场面壮阔,有开篇不凡、先声夺人和片言居要、一语中的优点。但是仅此两点,还不能称之为谋篇成功,因为这是圆圆曲,此段却大谈吴三桂,如果与主题没有重大联系,似有离题之嫌。梅村谋篇之妙,往往出人意料。此段的创作意图在于以战喻美,曲线归宗,这是其谋篇的第三个成功之处,也是最重要的成功之处。
以美的影响表现美,是常见的艺术手法。以战争来表现美,却是少见的。圆圆曲所以要在篇首大谈山海关之战,看似离题,其实是为了塑照渲染陈圆圆的美丽。除此段外,全诗描写陈圆圆容貌的,就只有“宫娥拥入君王起”一句,这句的直接目的还是要联系西施故事。显然作者自认为对这一必不可少的任务已经有所交代了。首段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试看,为了一个陈圆圆,十几万汉子拼死搏杀,其人之美,就只能想象了。山海关之战,的确与争夺陈圆圆有重大关系。吴三桂杀回山海关后,李自成放了吴襄,如果放了陈圆圆,山海关大战或可避免。但李没有这样做,这就等于宣告,对于陈圆圆李军是志在必得,两家就打了起来。平心而论,吴三桂在此战中的责任不是最大的,设若日后他目睹满清兽行,能幡然悔悟,及时反正,人们还可以原谅他,可他为了荣华富贵,不遗余力扑杀抗清势力,直到兔死狗烹,才亮出反清旗号,已经太迟了。李军抢了陈圆圆,逼反吴三桂,且不愿归还,固然是重大错误,但其最大错误还是没有估计到满清是潜在的敌人。追赃助饷等属政略性错误,需要较长时间才见效果,而军事变在须臾。李自成主力部队分布陕西、湖广、河南等地,在北京的军队不多,与清军相比不占优势。只有联合吴三桂的关宁铁骑,防御满清才能万无一失。李自成调吴三桂南下,派降将唐通率八千兵马防守山海关,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假如李军能想到满清是潜在的敌人,绝无此举,甚至也不敢抢夺陈圆圆了。李自成的举措实际上是把满清当成友军对待,此事如果只是李自成一相情愿,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据顾诚《南明史》载:甲申年正月,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已经占领陕西,便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至于此后李满关系如何,由于满清善于篡改历史,已无稽可考了。不过,李军直到满兵杀进己阵,才确信其为敌人。
九至四十二句是第二段,叙述陈圆圆归吴三桂的过程。这一过程很长,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根据情节的变化,可分为四小段。
九至十二句是第一小段,写吴陈初次相见。
上面提到的首段,其后半部分除文意之外,还承担着建构情节结构的任务,要与后文巧妙地衔接。“电扫黄巾下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句很好地达成了这一目的。它借吴三桂之口说出,按照情节发展的自然顺序,顺势推出吴陈相见的悬念,使读者急于知晓相见的场面。可是,诗人并没有顺着自然时序叙述吴三桂如何夺回陈圆圆,与之重逢的情景,而是颠倒时序,描写吴、陈二人的初次相见。这一情节变化时空差距巨大,转换极为突然。使诗文叙事结构呈大开大阖、突兀跳荡之势,极大地加强了可读性。这一转换的相接处,第八句的末二字与第九句的首二字全同,都是“相见”,这种手法称“顶针格”。具有平缓时序逆转的突兀感和使音节圆转顺畅的功用。《圆圆曲》多处运用了“顶针格”,以此处最为吃紧。这一转换,也使全诗的叙述,从吴三桂这条副线转入主线,即陈圆圆事迹的叙述。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田窦”即西汉著名外戚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这里代指当时的外戚,田贵妃之父田宏遇。此时主角还是吴三桂,他在田家观看歌舞。后两句点出第一主角陈圆圆,这位田家歌妓被许配给吴三桂。两人初次见面,就纳之为妾,可谓迫不及待矣。
引出陈圆圆之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介绍陈的身世和遭遇了。第十三至十八句再进一步倒叙,转入了对陈圆圆身世经历的描述,是第二小段。先交代她原来的身份。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诗中说圆圆是其小名,“浣花里”,暗示其名伎身份,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薛涛传》:“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居浣花里”。陆次云《圆圆传》称其“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还填得一手好词,有《舞余词》,已失传。《众香词》传词三首,一首《有所思》:“自笑愁多欢少,痴了。底事倩传杯,酒一巡时觞九回。推不开,推不开。”写得自然清丽,柔弱多愁,委婉道出对命运无奈的慨叹。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一联以西施喻陈圆圆,明喻圆圆之美,暗讥三桂有如夫差那样好色荒政,夫差一见西施就坐不住了,三桂则更进一步,纳妾,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采莲人”用西施故事,李白《子夜吴歌·夏歌》:“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横塘”,在苏州市西南。这两句以“采莲人”、“横塘水”点染女主角身份清纯、居处优雅,命运还算不差,以与下文对比,并构成“顶针格”引出下文。
第十九至三十四句是第三小段,接着叙述陈被贵戚抢到北京,沦落为侯门歌伎,又变成吴三桂之妾。
“横塘双浆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风云突变,那段平静优雅的日子突起波澜。此联因果倒装,使人产生悬念,而留给读者的印象更加深刻。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
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座客。
座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
这里是陈圆圆生活经历的一大转折,可谓红颜薄命。明末江南名伎在婚配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与陈名气相当的,大都嫁与著名文人,惟独陈圆圆被抢,身不由主,岂非命运弄人?“熏天”两句写田家势力很大,把陈圆圆送入宫廷,但后宫也仗势欺人,陈圆圆虽然声色甲天下,却没人爱惜。“熏天”,《吕氏春秋·离谓》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形容恶势力很大。“夺归”四句写陈圆圆沦落为田家歌伎的悲惨地位。“永巷”,皇宫中的长巷,汉朝是幽禁失势或失宠妃嫔的地方,《史记·吕太后本纪》:“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明清时也是未分配到各宫去的宫女的集中居住处。
“良家”指田家。“飞觞”形容喝酒作乐。“倾”,倾倒,指座客为陈圆圆声色所倾倒。陈圆圆又从宫中被夺至田家,成为供人取乐的歌伎,内心痛苦无处诉说。此处作者为了渲染悲伤气氛,有意淡化入宫事件,写得很简略,而外戚气焰写得很嚣张。因而使陈圆圆进宫细节说法不一,一说是田宏遇购得,献于宫中。一说是周后之父周奎购得,献于宫中。还有一说是周献于宫廷,宫廷又送给了田。由于此事与故事主线关系不大,兹从省略。
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峰回路转,座客中出现了吴三桂这么个情种,一眼就看中了陈圆圆。“拣取花枝屡回顾”是诗人形容吴三桂爱情动作表现的唯一诗句,一副色咪咪的样子。“拣”字很微妙,唐杜秋娘《金缕衣》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以折取花枝代指情爱,这里代折以拣,一字之差,褒贬立变。“通侯”本汉代爵位名,后用作武官美称。一介武夫,不能托微波以通辞,只好拣取花枝,频频偷窥。“娇鸟”指陈圆圆,“银河”,用牛郎织女故事。吴想尽早把陈接回家中,成其好事。只恨军令再三催促,才与陈圆圆相约而别。
第三十五至四十二句是第四小段。写陈又被闯军掠夺的经历。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
“相约”句是顶针格,“蚁贼”指李自成的军队,“长安”指北京。
“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这句写得细腻、雅致。从“蚁贼满长安”来看,这里必是明火执仗的场面,诗句却如此纤丽、文雅,可见运思之巧。“楼头柳”化用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强调思妇的贞洁,“天边粉絮”,满天游荡的杨花柳絮,意指轻浮。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
“绿珠”,晋石崇爱姬,权臣孙秀仗势劫夺,不从,坠楼而亡。杜牧《金谷园》:“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记其事,这里指陈。绛树,魏文帝曹丕宠妃,诗文也指圆圆。此联对仗看似工整,实为重复。可能是诗人为了加重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感。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好句。“若非”二字用的巧,引导人的思绪轻轻一转,回到首段情节,干净利落的结束了这段长篇倒述,与上文衔接的密合无间,此句与“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玉为红颜”相呼应,“冲冠一玉”终成“正果”。“全师”与“匹马”的巨大反差,把吴三桂的自私行为深刻地印入读者的脑海。那拣取花枝的“壮士”,令人喷饭。此联不仅词句引人入胜,更妙的是它在全诗中所处的位置,和对整体情节结构发挥的作用,堪称结构关键句。
“若非”一联还省略了闯军抢夺的情节,这一省略很重要。因为“遍索”“强呼”已经把悲情推到极处,续写下去很可能画蛇添足,抵消诗文感染力。虽然这里好像看点特多,可是作者却断然裁去,细微之处体现了诗人的价值观和不媚俗从众的艺术良心。但这样一来,也使人对史实有所误会。如陆次云《圆圆传》说是李自成抢了陈圆圆,其实是刘宗敏。全祖望所记当日与圆圆同被宗敏掠去的名伎杨宛的叙述,“据杨宛叙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
吴三桂如何夺回陈圆圆,异说颇多。据况周颐《陈圆圆事辑》载被闯军俘虏的明朝内监王永章的《甲申日记》所记:“四月初九日,闯下伪诏亲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汉王、吴陈氏、吴氏、吴氏、吴李氏、伪后嫔妃皆从行。吴陈氏即圆圆,两吴氏皆三桂妹也。念五日战于一片石,闯大败,退入关。太子与圆圆遂皆至三桂军中。” 从这联诗文的口气看,吴三桂是一战而胜,夺得佳人。目睹者的记述与诗文语气非常吻合。
到这里,诗人把女主角的身世、遭遇及吴陈关系等故事主要情节一一铺述,这才重新回到诗歌开头的情节上来,续写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战场重逢以及她随军至汉中。这已是全诗叙事的尾声了。
第四十三句至五十句是第三段。写陈圆圆的幸福生活。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吴陈重逢,“云鬟不整”、“惊魂初定”,痕迹犹存。“蜡炬迎来”,相传魏文帝迎娶薛灵芸,燃蜡烛数十里,《太平广记》记其事。场面不可谓不大。“专征”即自专征伐,诸侯有大功者可自己决定征伐,不须奉天子之命。《清史稿·世祖本纪二》八年九月,壬午,命平西王吴三桂征四川。“箫鼓”,高级官员的仪仗乐队,也借指吴的军队。“秦川”兼指陕西四川。“金牛道”,古蜀道的主干线,又名石牛道。相传秦惠王将粪金的石牛赠送给蜀王,蜀遣五丁引金牛成道,名为金牛道。“斜谷”,在陕西眉县,“散关”,在陕西宝鸡市。这段如单独来看,或可理解为抨击吴骄奢淫靡,但联系后两段,就只能理解为陈圆圆时来运转,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
到这里故事的主要部分全部叙述完毕,似乎本诗可以结束了。不料诗人又安排了两段插叙,一段写教曲技师和女伴的感慨。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教曲技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樽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这八句是第四段。从豪家强载到专征四川已是整整十年,消息传到江南苏州,“教曲技师”得知她还在人世,甚感欣慰,“浣纱女伴”实指当年名气相当的苏州名伎,忆及同行旧事。陈寅恪以为“浣纱女伴”独指卞赛,但玉京道人挟故国之悲,愤然入道,自不会艳羡别人夫婿做建州侯王,恐仍以泛指为是。“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这联写得好,衔泥燕子,飞上枝头,不仅地位提高了,形象也变了,成了凤凰。双层设喻,生动贴切,语意双关,如今流传极广,使用频繁,已为成语。“长向樽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这联不好,酸溜溜的。
第五段插叙写陈圆圆自己的感受,是第五十九至六十四句。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
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名声大,反而成了贵戚名豪的猎取目标,陈圆圆就随着你争我夺漂泊来去。连城的身价,带给她的却是无限的忧愁和痛苦。“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此联哲理盎然,语趣横生,耐人寻味。珍珠与忧愁相连,祸福相依,珠愁概使斛量,用词尖新别致;腰肢细与衣带渐宽同意,而暗添美感。其中“一斛珠”用唐玄宗送梅妃一斛西域珍珠故事。“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斯言差矣,狂风飏落花何错之有。与如此下作之人栓在一起,何谈春色。
四、五两段为陈圆圆故事安装了一个豪华圆满的结局,但是这两段不仅与前文的基调完全相反,而且也与后一段的调子完全不同,就像游离在全曲之外的孤章残段。两段的写法也很特殊,都是最后一联才使意义确定下来,如果改动这两联,意义便完全不同了。由此推知作者想借此增添风月浓度,以冲淡全诗的政治色彩。作者对吴三桂全无好感,对满清政权顾忌重重。
最后一段,模仿史家纪传体,有论有赞。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诗人申说己论,先写一段典故,借古讽今。“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用三国故事。《三国志·吴书九》裴松之注: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周瑜之名,得于赤壁一战,本于倾国倾城无关。但文人墨客常把漂亮的小乔拉来作陪。杜牧《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也说:“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漂亮的小乔,确使周瑜增色不少。吴伟业不似两位那么浪漫,周郎一事纯属借用,意在挖苦吴三桂为争夺倾国倾城的陈圆圆,背负了千载罪名。沉重的罪名说成“重名”,不仅平添了语趣,也加重了讥刺的语气。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前两句直陈己见,“大计”实在是事关民族兴亡的抉择,岂能让色欲做主,何况是民族存亡关头,无奈吴三桂在这关键时刻被性欲牵着走了。“多情”用得妙,与“无奈”配合,看似风月情浓,却是针砭痛切。或以为“英雄无奈是多情”,乃是称赞吴三桂爱情至上的情圣精神,此论不当。为成全自己的情圣情结,就可以糟蹋自己的民族、作践自己的民族吗,就可以置数百万同胞的性命于不顾吗?为了不致误解,诗人在后一联又从另一侧面对“多情”加以注释。“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这联与“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玉为红颜!”都是对吴三桂选择的评价,“恸哭”句从国家民族的视角出发,此联则从吴的家庭亲人落笔。诗人沉痛地写出吴老总兵全家的累累白骨,山海关战后吴襄及一家三十四口被杀,与吴三桂争夺红妆相对应,白骨与红妆的对仗,以视觉的强列反差,和情感的强烈反差,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吴三桂卑劣情欲作出的抉择。“照汗青”三字有文章,因山海关一战,陈圆圆名声大振,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但是光照汗青,还远远不够。显然这个“照”字是留给吴三桂的。
最后八句是赞,诗人抒发感慨,但是即便纯是个人感慨,也还惦记着吴三桂。
君不见,馆娃宫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凉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馆娃宫”,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香径”:采香径,相传吴王种花处,今名箭径,在苏州香山。“屧廊”,即响屧廊,屧是空心木底鞋。响屧廊,以梓板铺地,西施着屧行于上,步步皆音。诗人感慨吴王夫差宠爱西施的种种豪华设施,都已尘封湮灭。不用说是瞄着吴三桂争夺红颜来的。显然也不仅仅是感慨盛衰无常的泛泛之叹。吴王夫差是被杀而亡的,这就暗示着吴三桂也不得好死。可见诗人对吴三桂的痛恨有多深。“馆娃宫”、“采香径”、“响屧廊”与“金牛车乘”、“斜谷画楼”、“散关妆镜”可资对照,亦见诗人确有抨击吴骄奢淫靡之意。
四、五两段的用意恐在诗外。“换羽移宫万里愁”,“换羽移宫”是说曲调变换,但“万里愁”与曲调变换难以接续,此句应另有寄托。是以“换羽移宫”影射改朝换代,为此,天下一片愁怨,而吴三桂卖身投靠,得益良多,官高舞侈,其乐融融。“古梁州”,指陕西汉中,吴三桂于顺治五年从锦州移镇汉中,至顺治八年一直驻扎此地。“为君别唱吴宫曲”,诗人对吴三桂说:那些珠歌翠舞你恐怕听腻了,我为你唱一支新鲜的咏叹吴宫的曲子《圆圆曲》。“汉水东南日夜流”,李白《江上吟》:“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这里东南流反其词而用其意,更加确定的断言:你的功名富贵是不会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