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说“曲江清而澹”(《诗薮》外编卷四),确实抓住了他的特点。另外张九龄在被贬所作的诗基本上不悲伤,往往充满了对美和理想的憧憬,显示出一种潇洒飘逸的情趣。
此诗首联描绘了树木繁茂、落霞与夕阳交相辉映的春江晚景,色彩艳丽,含蓄地传达出作者喜悦的心情;颔联则直接抒发作者在征路上见到美景时喜出望外的心情;颈联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尾联复写春江景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首联写景,江畔林木茂盛,花儿盛开;天上云朵落日相辉映。景象明丽。虽然化用谢灵运诗句,但是没有谢的玄气和故作高深,非常自然,仿佛信口吟来,令人感到亲切。
三四句用虚笔。征行逢此佳景,惊喜之情顿生。五六句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中间两联路写情而景在其中。落句再补写春江景色,而“眇然“意自见。尾联复写春江景色。结句,以景物收束,余韵不尽,留下了美好的遐想。
胡震亨评论说,张九龄诗“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唐音癸签》卷五)。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张九龄确可称为盛唐神韵诗派的开山作家,一出手就区别于六朝清远诗人,为后来的盛唐山水田园派树立了标范。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畔林木枝叶繁茂,花朵盛开;云层与落日相辉映,景象明丽。
哪里能想到征途中能遇上如此美景,春景引发的意兴更加广阔辽远。
自觉春思渺然,赏心自得,其中佳趣,莫可言传。
黄昏时分,客船停在渡口的驿亭下,飘落的花瓣洒落在渡口的客船中。
注释
秀发:枝叶繁茂,花朵盛开。
相鲜:景色鲜丽,相互辉映。
那:同“哪。春心,指春景引发的意兴。春,《全唐诗》注:“一作乡。”按:作“乡”非。
渺然,幽远的样子。渺,一作“眇”。
只自:副词。犹言独自。自,词缀,无义。
佳处:一作“佳气”。
薄暮:黄昏时分。
津亭:渡口边的驿亭。
余花:残花。
客船:旅客乘坐的船;运载旅客的船。
胡应麟说“曲江清而澹”(《诗薮》外编卷四),确实抓住了他的特点。另外张九龄在被贬所作的诗基本上不悲伤,往往充满了对美和理想的憧憬,显示出一种潇洒飘逸的情趣。
此诗首联描绘了树木繁茂、落霞与夕阳交相辉映的春江晚景,色彩艳丽,含蓄地传达出作者喜悦的心情;颔联则直接抒发作者在征路上见到美景时喜出望外的心情;颈联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尾联复写春江景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首联写景,江畔林木茂盛,花儿盛开;天上云朵落日相辉映。景象明丽。虽然化用谢灵运诗句,但是没有谢的玄气和故作高深,非常自然,仿佛信口吟来,令人感到亲切。
三四句用虚笔。征行逢此佳景,惊喜之情顿生。五六句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中间两联只写情而景在其中。落句再补写春江景色,而“眇然“意自见。尾联复写春江景色。结句,以景物收束,余韵不尽,留下了美好的遐想。
胡震亨评论说,张九龄诗“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唐音癸签》卷五)。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张九龄确可称为盛唐神韵诗派的开山作家,一出手就区别于六朝清远诗人,为后来的盛唐山水田园派树立了标范。
此诗即为作者观景之作,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张九龄喜欢清澹的景色,一般是色调素洁,如月光、白云、青山、淡水,他的笔下没有浓艳的景物。而且喜欢远远地观照,在远景中体味某种超然的情怀。
这首诗紧扣夜中小雨,以愁情贯穿全诗,它以夜长喻愁长,以小雨反衬愁浓,以雨停反衬愁深,结尾以“颠倒匡床嚣作结,把诗人的愁情推到高潮。诗不仅构思精巧,抒情亦有独特之处,情境交织,情随境移,寓情于朴实的语盲之中。
开头两句,点明雨夜,顿入愁境。短更长更,愁絮绵绵,更由短渐长,表明诗人孤愁萦怀,难以入眠已经多时了。三点两点,雨声零落,雨点由三到两,可见雨声愈来愈疏。三点两点的雨声,只有在更深夜静之时,不眠之人,才能听得见。入夜容易使人思绪万端,牵动愁肠,淅淅沥沥的雨声更使人愁上添愁,不堪其苦。第三句则把抽象的愁思具体化,说雨声不似愁思那样难断,正面说雨声,其实意落反面,侧写了愁思比雨声细密绵长,这比直接描写更富有表现力,使愁思具体可感,更深刻生动,此所谓“诗有正写不出,须用反击始透者”。如此绵密不绝的愁思,直教诗人无计可除,辗转反侧,不能安席。这时,月入窗棂,清冷幽绝的月光照着不眠的诗人,结语余音袅袅,回味不尽。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开宗明义,指出羽林军的来源是“长安恶少”,都是坏得出了名的!他们在楼下打劫客商,转身上楼,便大吃大喝起来。一般强盗作案后,要隐匿潜逃,而这批恶少,堂而皇之,无视法纪。他们不仅转身上楼醉酒,毫无顾忌,而且是“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诗人接连使用“楼下”、“楼上”、“天明”、“散入”诸词以显示这是一连串毫无顾忌的行动;写他们在长安城中,大摇大摆地干坏事;楼下劫财,楼上醉酒,天明又从楼上下来,径到皇宫里去值班,值班完毕,就又散入到五陵松柏林中。明光宫,汉代宫殿名,这里是以汉代唐:“五陵”,西汉五个皇帝的陵墓,面积很大,多植松柏,是豪门贵族居住的地方。从“散入”二字看,说明参加杀人劫货的人数很多,胆子极大。
以上四句,表面上是写羽林恶少之“胆”,实则是写羽林恶少之“势”,炙手可热,有很厉害的后台。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百回”二字不可轻轻放过。这说明他们尽管常常劫财杀人,谁也奈何不得,直到“百回杀人”,罪大恶极才被问成死罪;但接踵而来的,却是皇帝的赦书,说他们“收城”有功,可以将功折罪!古代,在政治混乱时期,战役中常有虚报战功的现象。中唐之岁,常让根本不懂军事的宦官统兵或监军,更是可以信口雌黄,在叙录战功之际,甚至把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也报进去。羽林恶少,或认宦官为义父,或以财货重赂阉党,“赦书”之事,自然就由他们一手操办了。所谓“收城功”云云,就直接反映了军事、政治的混乱与黑暗。
最末四句,是写羽林恶少们逍遥法外的得意之态:“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九衢”,长安城中的各条大街,代指京城。恶少们犯了“身合死”的大罪之后,最多不过更改姓名,暂避乡间,一当被赦的消息从京城中得以证实,他们就又在乡吏的户籍册中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并且露面之后,依然当他的羽林军,可以“立在殿前射飞禽”,又受到皇帝的赏识了!末句是全篇最精彩、最传神之笔。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群羽林恶少逍遥法外、有恃无恐的情状。“射飞禽”已见其自由狂放之态,“立在殿前”射御前之鸟,更见其得宠骄纵的神态,他似乎在向人们挑战!读至此,人们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诗人对朝政的失望、感叹,尽在不言之中。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贵上。”此篇不著议论,题旨所在,又以一幅令人深思的画面出之,可见作者表现手法之高明。
李白诗名之盛,在中国古今堪称第一。这是因他情志高妙清逸,浑然天成,不假雕琢,平生又好作方外奇思,不是平常人呕心沥血可成。而这一首诗,看似平淡,但画面隽永,情境交融,了无点尘。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李白在庐山,以“谪仙人”的身份漫游,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接待。这是他在庐山东林寺盘桓数日后,在“月出白猿啼”之时辞僧下山,可谓潇洒之极。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东晋高僧慧远法师是庐山佛教道场的奠基人,在他之后,庐山佛教长盛不衰。慧远深通经论,兼习儒术,戒律精严,发誓一生脚迹不越庐山虎溪,以杜绝世间尘埃。慧远又是净土宗的始祖,在中国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李白这里把为他送行的僧人全都笑呼为“远上人”,在送行之时,可不要坏了规矩,越过“虎溪”这一条禁戒线。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