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两联介绍友人赴边的道路情况。第一联“绝域阳关道,胡烟与塞尘”,指出路途遥远,环境恶劣。这两句是写这条西去路的前方是边塞,接近胡人居住的地区,那里,烽烟弥漫,沙土飞扬,一望无垠,满目凄凉。
第二联以空中与地上景象相互映衬,进一步表现路途的寂寞荒凉。正值三春季节,南国正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之时,无奈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路上唯见偶尔飞过的归雁;平视前方,漫漫长路上极少有行人往来。
第三联似承实转,虽然仍是写景,但色调感情陡转:“苜蓿春天马,蒲桃逐汉臣。”当年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取名马,马嗜苜蓿,苜蓿与葡萄种也就春汉使传入中国。这一联历史与现实结合,以想象代实景,描绘了一幅丝绸路上的特异风光。其中蕴含颂杨汉使,沟通两地文化的历史功绩之意,以此勉励友人远赴安西建功立业。
最后一联正是承着这一诗意转出:“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这里以“不敢觅和亲”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唐王朝的臣服。这两句看似泛指,实际上是针对“刘司直赴安西”而言的,希望刘司直出塞干出一番事业,弘扬国威,同时也寄寓了诗人本人效命疆场、安边定国的豪迈感情。
这首诗将史事融入送行时对路途险远的渲染中,全诗从写景到说史,又从说史到抒情,曲曲折折,而于字句之间流淌不绝的,则是诗人对于友人始终如一的深情。
根据胡长青的说法,把此诗理解为赞美男子的诗应更为切合诗旨。他说,因为《诗经》所产生的时代,属于父系社会,男子早已享有无上的权威,这时期的生殖崇拜是以男性为主题的,称赞子孙众多,是对男性生殖能力的颂扬。把生育单纯地归之于妇女,囿于现代的认识习惯,不免惑于事物的表象了。再考察一下诗的本身,通观全篇,并不存在一处描写妇女某种特征的字句,况且“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不是描绘妇女的词语。如果与《卫风·硕人》对妇女身材的描写相对照,更可明了二者的区别。
此诗首先以兴的手法,抒写景物之美。粗大虬曲的花椒树,枝叶繁茂,碧绿的枝头,结着一串串鲜红的花椒子,阵阵清香,随风飘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采摘下来,足有满满的一升。接着,以此为铺垫,以椒喻人,赞美那个高大健壮的男子,人丁兴旺,子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那样众多。比喻新奇、妥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后两句又回到了对花椒的抒写上,但因有了中间比喻部分的过渡,已不同于前两句的单纯起兴,而是比兴合一,人椒互化,前后呼应,对人物的赞美进一步深化,含蕴隽永,有余音袅袅之感。而语尾助词“且”的连用,更是增强了情感的抒发,企慕之意,可谓一往情深。
此诗的第二章几乎是第一章的再现,只是调换了两个字,这种复沓的修辞手法,通过对某种事物的反复吟诵,可以收到一唱三叹、情意深致的艺术效果。此诗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比兴的运用,不但使诗的开篇较为自然,没有突兀感;而且以人所共知的美好事物喻人,较含蓄通俗地表现出被赞美主体的品性内涵,易于为人理解、认同。这在《诗经》中运用得极为广泛,“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王逸《楚辞章》),也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所普遍接受。
唐时,以相互送别为题的绝句颇多,或写景寄情,或直抒心怀,在写作上手法多样,千姿百态。这首《峡口送友》,它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客中送客,自难为情,况又“万里”之远,“同为客”呢?作者身为客人却反客为主,淋漓尽致地表露了自已送客惆怅心情。
首句写眼前景物,点明时间、地点。这句中“峡口”表示地点。“花飞”就是意象,也就是飞花。“欲尽春”则直接表明季节是暮春,“去住”形象的描绘,写到“客”、“主”双方。说明该诗词采用了正面烘托的手法,烘托本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用水墨或色彩在物象的轮廓外面渲染衬托,使物象明显突出。用于艺术创作,是一种从侧面渲染来衬托主要写作对象的表现技法。写作时先从侧面描写,然后再引出主题,使要表现的事物鲜明突出。第三句转写“来时”,为下句铺阵,第四句用“今日翻成送故人”作结,写出彼此间的惆怅心情。选材一般,写法却比较别致。可见,作者匠心独用,想象力较为丰富。表达出作者用伤春之景正面烘托离别之情。
该诗使用一个或多个意象来描摹景物特征,渲染氛围,营造意境,并蕴含作者的思想感情。峡口花已飞落,知道春将逝去。惜春之情奠定了全文悲的情调。“天涯”二字让人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思念或是生离,“泪沾巾”将更多的可能留给了生离。别情总是最伤感最缠绵的,而客中送客更是悲苦深刻。寄身是客本已凄凉,又遇别客情,则比一般的送别更加的悲凄。哀伤自己异乡为客,无论是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寄托和依靠,缺乏安全感和安定感,总感觉人在虚里飘。难得结交一挚友,可是如今却要话别,别情可谓凄凉入骨。作者将别情融入自己的身世处境,情感更加的深刻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