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前两联叙述了行程中的地点和景色，以及作者的感慨，抒写了这次行程中的悲苦心情。颈联以祖国山河万世永存与城郭一时沦陷进行对比，突出诗人对恢复大宋江山的信念和对元人的蔑视。尾联表明自己的态度：决心饿死殉国，完成“首丘”之义的心愿。

　　“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略点行程中的地点和景色。作者至南安军，正跨越了大庾岭（梅岭）的南北两路。此处写梅花不是实景，而是因梅岭而说到梅花，借以和“风雨”对照，初步显示了行程中心情的沉重。梅岭的梅花在风雨中摇曳，濡湿了押着兵败后就擒、往大都受审的文天祥的兵丁的征衣，此时，一阵冰袭上了他的心头。

　　“出岭同谁出？归乡如不归！”两句，上句是说行程的孤单，而用问话的语气写出，显得分外沉痛。下句是说这次的北行，本来可以回到故乡庐陵，但身系拘囚，不能自由，虽经故乡而犹如不归。这两句抒写了这次行程中的悲苦心情，而两“出”字和两“归”字的重复对照，更使得声情激荡起来。

　　“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文天祥站在岭上，遥望南安军的西华山，以及章江，慨叹青山与江河是永远存在的，而城郭则由出岭时的宋军城郭，变成元军所占领的城郭了，所悬之旗也将随之易帜了。这一句暗用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和丁令威的“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犹是人民非”。。

　　“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诗人文天祥宁愿绝食饿死在家乡，也不与元兵合作。诗人常常梦见自己像伯夷、叔齐一样在首阳山采野菜为生。这句诗用了伯夷、叔齐故事，商朝亡国后，宗室伯夷、叔齐二人，不食周粟，逃进首阳山，采野菜充饥，终于饿死在山上。从广东开始，文天祥就开始绝食，准备饿死在家乡，绝食八日依然没事，就继续进食。　就在文天祥写《南安军》的同一年十月初一晚上，文天祥被押送到元大都，作了三年两个月零九天的囚徒后壮烈牺牲。

　　这首诗化用杜甫诗句，抒写自己的胸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显示出民族正气。这首诗逐层递进，声情激荡，不假雕饰，而自见功力。作者对杜甫的诗用力甚深，其风格亦颇相近，即于质朴之中见深厚之性情，可以说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作品。

　　这是一首七夕词。牛郎织女七月七日夜鹊桥相会的传说，至少在汉朝便已流传。《淮南子》已载：“七夕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便通过这一天上的神话故事表现人间男女爱情受阻、离别相思的哀愁。此后，七夕又渐渐成为妇女向织女乞巧的节日。唐宋诗词中，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如崔颢《七夕》诗：“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张先《菩萨蛮》词：“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

　　白朴此词上片写七夕。开头两句，似受元好问《摸鱼儿》开篇“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启示，慨叹和赞许牛郎织女爱情的真挚深沉，千古以来消磨不尽，超越了时空。同元词一样，用设问句加强语气，避免平铺直述，收到破空而出、灵动多姿的效果，大大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堪称“凤头”。中间五句，写人间七夕传统的习俗，呈现了男女七夕欢会，妇女们搭彩楼、列瓜果向牛女乞巧祈福的情景，同时也为下文作出反衬。歇拍四句，由七夕的欢会转向离妇的愁思。先承接上文，由“蛛丝暗度”的风俗写起。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帝（唐玄宗）与贵妃（杨玉环），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然后用《晋书·窦滔妻苏氏传》苏蕙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寄夫事，暗写这位七夕不能团聚的思妇窥视蜘蛛织网，思念离别在外的丈夫，充满别恨离愁。

　　下片着重写离愁。换头两句，描绘愁云漠漠、苍烟低垂的暮景，渲染了抑郁黯然的愁情。“人间”以下三句，正面叙写离妇的悲痛，正如天上被银河分隔的牛郎织女一样。“擘钗分钿”，似用自居易《长恨歌》“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诗意，喻指夫妇的生离死别，然此并非只指死别。“蓬山”，古代所传海上三仙山之一的蓬莱，此处喻指远离家乡的丈夫漂泊无定的住所，意如贺铸《芳草渡》“君去也，远蓬莱。千里地，信音乖。相思成病底情怀”。“绛河”，即银河，也叫天河、天汉。王维《同崔员外秋宵寓直》诗：“月回藏珠斗，云消出绛河。”此后三句，以牛郎织女经年恨别，唯有七夕鹊桥相渡的传说，极力点明人间思妇经年长别的痛苦。新秋七月七日之夜，当传说中相隔银河的牛郎织女也在欢聚的时刻，这位思妇依然孤守空房，目睹家家户户“彩楼瓜果祈牛女”的情景，耳闻别人家妇女的欢声笑语，悲苦的离愁越加揪心彻骨，不由地泪落如雨。结拍四句，写思妇悲痛、无奈之后的自我解嘲。思妇悲伤之情经过宣泄之后，想到传说中仓皇奔月、一去不再复返的嫦娥，想起李商隐的《嫦娥》诗，感到自己比起广寒宫里孤独冷清、寂寞难耐的嫦娥倒要稍胜一筹，便以此来安慰自己，减轻内心的离愁。于是张开云母屏风，准备安寝。这是思妇的自我安慰与自我解脱，从中充分地显示了她的善良与大度，但也因此更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深化了“离别苦”的题旨。

　　钱钟书《宋诗选注》：“《南宋群贤小集》第十册张良臣《雪窗小集》里有首《晓行》诗，也选入《诗家鼎脔》卷上，跟这首诗大同小异：‘千山万山星斗落，一声两声钟磐清。路入小桥和梦过，豆花深处草虫鸣。’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上引了李元膺的一首诗，跟这首只差两个字：‘露’作‘雾’，‘分’作‘野’。”

　　《梅磵诗话》卷下：“早行诗，前辈多佳作。近世如杨万里诗：‘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关蒲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刘应时诗云：‘登舆睡思尚昏昏，斗柄衔山月在门。鸡犬未鸣潮半落，草虫声在豆花村。’三诗意皆高远。”所引刘诗与《早行》诗意境也有相仿之处。

　　第一句，不说“鸡唱”，不说“晨起”，不说“开门”，不说“整车”或“动征铎”，而说主人公已在旅途行进。“行”得特别“早”，既不是用“未五更”之类的语言说出，又不是用“流萤”、“栖禽”、“渔灯”、“戍火”、“残月”之类来烘托，而是通过诗人的感觉准确地表现出来。“驼褐”，露水不易湿透；诗人穿上此衣，其上路之早可见。而“露侵驼褐”，以至于感到“晓寒”，其行之久，也不言而喻。

　　第二句，诗人不写“月”而写“星斗”。“星斗阑干分外明”，这是颇有特征性的景象。“阑干”，纵横貌。古人往往用“阑干”形容星斗，如“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之类。月明则星稀，“星斗阑干”，而且“分外明”，说明这是阴历月终（即所谓“晦日”）的夜晚。此其一。露，那是在下半夜晴朗无风的情况下才有的。晴朗无风而没有月，“星斗”自然就“阑干”、就“明”，写景颇为确切、细致。此其二。更重要的还在于写“明”是为了写“暗”。黎明之前，由于地面的景物比以前“分外”暗，所以天上的星斗也就被反衬得“分外”明。

　　第三句“寂寞小桥和梦过”，可以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梦与“寂寞小桥”结合，意象丰满，令人玩索不尽。赶路而作梦，一般不可能是“徒步”。独自骑马，一般也不敢放心地作梦。明乎此，则“寂寞小桥”竟敢“和梦过”，其人在马上，而且有人为他牵马，不言可知。

　　第一句不诉诸视觉，写早行之景；却诉诸感觉，写寒意袭人，这是耐人寻味的。联系第三句，这“味”也不难寻。过“小桥”还在做梦，说明主人公起得太“早”，觉未睡醒，一上马就迷糊过去了。及至感到有点儿“寒”，才耸耸肩，醒了过来，原来身上湿漉漉的；一摸，露水已侵透了“驼褐”。睁眼一看，“星斗阑干分外明”，离天亮还远。于是又合上惺忪睡眼，进入梦乡。既进入梦乡，竟知道在过桥，那是因为他骑着马。马蹄踏在桥板上发出的响声惊动了他，意识到在过桥，于是略开睡跟，看见桥是个“小”桥，桥外是“稻”田，又朦朦胧胧，进入半睡眠状态。

　　第一句写感觉，第二句写视觉；三四两句，则视觉、触觉、听觉并写。先听见蹄声响亮，才略开睡眼；“小”桥和“稻”田，当然是看见的。而“稻田深处草虫鸣”，则是“和梦”过“小桥”时听见的。正像从响亮的马蹄声意识到过“桥”一样，“草虫”的鸣声不在桥边、而在“稻田深处”，也是从听觉判断出来的。诗人在这里也用了反衬手法。“寂寞小桥和梦过”，静中有动；“稻田深处草虫鸣”，寂中有声。四野无人，一切都在沉睡，只有孤寂的旅人“和梦”过桥，这静中之动更反衬出深夜的沉静，只有梦魂伴随着自己孤零零地过桥，才会感到“寂寞”。“寂寞”所包含的一层意思，就是因身外“无人”而引起的孤独感。而“无人”，在这里又表现天色尚“早”。“寂寞”所包含的又一层意思，就是因四周“无声”而引起的寂寥感。而“无声”，在这里也表现天色尚“早”，比齐己《江行晓发》所写的“鸟乱村林迥，人喧水栅横”要“早”得多。

　　这首诗的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就表现在诗人通过触觉、视觉和听觉的交替与综合，描绘了一幅独特的“早行”（甚至可以说是“夜行”）图。读者通过“通感”与想象，主人公在马上摇晃，时醒时睡，时而睁眼看地，时而仰首看天，以及凉露湿衣、虫声入梦等一系列微妙的神态变化，都宛然在目；天上地下或明或暗、或喧或寂、或动或静的一切景物特征，也一一展现眼前。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