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瑞香花埋怨曹子方误将丁香花名己，而感到委屈，下笔奇兀，引人入胜：“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珍贵的瑞香花被说成寻常的“紫丁香”，不仅抱怨甚至哭泣，可见事关重大，这就暗喻出瑞香花的不同凡响。“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凭。”词人自己也站出来为珍贵的瑞香花鸣不平，甚至直批友人的错误。这是延续了司马相如错把芦橘产生在陕西的谬误。文字全用议论，但却带着袒护瑞香花的浓厚情感写出，诚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于是，理念浸透了审美情感，令人毫不感到枯燥乏味，反觉自然流转，淡中有味。
下片反转为友人辩护，章法变新，相反相成，顿成奇趣：“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裱。怕见此花撩动。”接着，词人又为友人解围，替他寻找一时误解的原因。全词自批自答，既指出了曹子方的错误，又为之打出圆场，表现了词人与曹子方的友谊深厚，亲密无间。
此词在颂扬瑞香花之珍贵，却从友人曹子方误称其“紫丁香”写起，从侧面落笔，效果尤见显著。全词直抒胸臆，平易真切，笔法跌宕，体物寄意，可谓素描本色。
第一部分
从开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为第一部份，叙述早年之经历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开篇诗人就截取“别京华”这一经历，将自己萧条冷落的悲凉心境倾吐出来。诗人二十岁时初到长安，踌躇满志，想在长安建功立业，但“布衣不得干明主”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贫寒的诗人根本没有进身之机。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现出诗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转折，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下文的叙述。在天真的诗人面前，“别京华”只是他仕途不幸的开始。紧接着“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十字，又叙写了自己以“章句”之学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诗人“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诗》），欲从军边疆，沙场报国建功。他“年蓟门”而遥望，只见沙漠之茫茫，“风尘”（喻边患）之四起，痛悼时艰，“倚剑”感愤，但不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禁遥想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驰骋疆场，建不朽之功业，垂万古之英名，自己却空怀抱国志不免感慨万分。紧接着以“拂衣”、“驱马”两个动作描写，把他对权势压抑的睥睨之态，曲郁难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他怀着一腔愤懑走向社会下层。“沧州”（水曲之地，此指隐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邯郸城廓闪动着他的身影，时而“淹留”于“酒肆”之中，时而“栖泊”于“渔潭”之上，孤独寂寞，尝尽“艰险”；人间“善恶”无不穷尽。然而，诗人“穷且益坚”，长期的挫折，更激励他昂扬奋发。“艰险”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更唤起他济世救民的壮志。因此文势至此，突起波澜，唱出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宏伟抱负。“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广大穷苦人民，“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两句意思是：我愿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难，谁还顾及由此而触怒当权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紧接着“皇情”二字，以纯朴敦厚的上古遗风，与当今“浮薄”的“时俗”相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任贤”“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体措施。以上六句，言简意赅，可谓诗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纲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开一笔，以己及人，回应“酬薛三据”的题旨，继而以“灵奇”赞其不同凡俗的才气；以“謇谔”颂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隐轸”夸其经世济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风骨”喻其诗作的慷慨激昂，至于才能声望的“先鸣”，风度信谊的超拔和真诚，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据虽“自持才名”，但不过主簿县令而已，郭微亦不过一“少府”。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为“州县”琐事所羁，为地域的阻隔所“限”，连“言谑”之机也没有，只能神“驰”“贝丘”，“西顾虢略”（贝丘，今山东博兴县南。虢略，今河南嵩县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遥寄相思罢了，这其实就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所以，诗人的感情再度强烈地喷发出来。“淇水”东流，“浮云”飘逝，己之理想俱“不堪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使诗人不禁发出“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的强烈呼喊。最后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转折，设想自己若不被赏识，决心“耕凿”一生，自食其力。如“鹪鹩”营巢，一枝足矣自况（见《庄子·逍遥游》），就不能效“鸿鹤”高飞，一举千里。这个结尾，从字面上看，似乎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潇洒出尘的恬静心情，其实是正话反说，他一生对政治十分热衷，决没有真正归隐的想法，诗人的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