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首句“觥船相对百分空”写觥船送别。在船上依依话别，对饮离杯，回首当年，真有百事成空之感。次句“京口追随似梦中”追忆京口旧游。当时陆游任镇江通判，恰好诗人来镇江省亲，两人同游金山，互相酬唱。一年后，诗人改任京官，又来镇江同游，与陆游有京口唱和一集，“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而诗人现在回想起来，往事竟像在梦中一样。这两句寄慨深沉，为全诗定了基调。
“落纸云烟君似旧”一句称誉陆游，言他虽然入蜀多年，而诗风慷慨，挥毫染翰，满纸云烟，气魄雄劲，不殊昔日。“盈巾霜雪我成翁”则感叹自己此刻已满头霜雪，在国事艰虞之秋，未能多为国家宣劳，匡扶时局，现在已经成为老翁了。这两句分别写两人当前的情况，表达了彼此都有壮志未酬的感慨。
接着五六两句，笔锋一转，借景抒情。“春来茗叶还争白，腊尽梅梢尽放红。”诗人设想陆游到福建的时候，已是下一年的春天，那里的白叶茶，该争先吐出白色的芽叶了。而在此刻分手之际，已经腊尽春回，红梅好都已迎年开放一片嫣红了。这两句笔姿潇洒，深见诗人旷达的胸怀，不专为别情所牵恋；而情景交融，不落凡响。结尾两句“领略溪山须妙语，小迂旌节上凌风。”再振一笔，以慰行人，并回映前文，有余音绕梁之妙。诗人和陆游在壮年的时候，都曾任官闽中，陆游开始做官的时候，任福州宁德县主簿，那时正当秦桧死后，陆游年三十四岁，诗人也曾任过建安守。彼此对闽中溪山之胜，是非常熟悉的。现在陆游再度任官福建，旧地重来，已经相隔二十年了。所以结笔前一句是希望友人把妙笔重新点染那里的溪山。诗人守建安的时候，曾登过那里的凌风亭，建安地近福州，所以在结句“小迂旌节上凌风”语意双关，希望陆游此去福州，不妨稍为迂回一下道路，登上凌风亭，一访那里的胜景，那么诗人虽然未能同行，也可以因友人访问自己的旧游地而一慰平生了。
这首送别诗，从十几年前写到赴任以后，有感慨，但不颓唐，对未来有展望，但不虚发豪言，而且情感特别真挚。
对这首诗主旨的解说，各家之见颇有差异。《毛诗序》云：“《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扬雄《博士箴》（《艺文类聚·职官部》引）云：“公刘挹行潦而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以之为鲁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三家以诗为公刘作，盖以戎狄浊乱之区而公刘居之，譬如行潦可谓浊矣，公刘挹而注之，则浊者不浊，清者自清。由公刘居豳之后，别田而养，立学以教，法度简易，人民相安，故亲之如父母。……其详则不得而闻矣。”其详既不得闻，三家诗之说的正误也就难以稽考了。而《毛诗序》之说，似乎更觉缥缈，此诗的文本自然有劝勉之意，但却很难讲有什么告戒之意。至于陈子展《诗经直解》所说“当是奴隶被迫自远地汲水者所作，此非奴才诗人之歌颂，而似奴隶歌手之讽刺”，似更迂远。相比较而言，高亨《诗经今注》所说“这是一首为周王或诸侯颂德的诗，集中歌颂他能爱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还是比较圆通的。
诗分三章，均从远处流潦之水起兴。流潦之水本来浑浊，且又处于远方，本来很容易被人弃之不用，但如能“挹彼注兹”，舀过来倒进自己的水缸，就可以用来蒸煮食物，洗濯酒器，成为有用之物。这正如远土之民，只要君王施以仁义，便自然可以使他们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这里的关键是君王要有高尚敦厚的品德，真正成为“民之父母”。对此，方玉润有如下发挥：“此等诗总是欲在上之人当以父母斯民为心，盖必在上者有慈祥岂弟之念，而后在下者有亲附来归之诚。曰‘攸归’者，为民所归往也；日‘攸塈’者，为民所安息也。使君子不以‘父母’自居，外视其赤子，则小民又岂如赤子相依，乐从夫‘父母’？故词若褒美而意实劝戒。”（《诗经原始》）他说的“劝”意是可以感受到的，但他说的“戒”意是否真的存在于诗的文本中，令人怀疑，但从接受美学角度说，他的这种创造性“误读”还是很有意思的。
此诗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起兴，且重章叠句，反覆歌咏。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风》对《大雅》艺术上的影响。
这首五言古诗《赠李白》为杜甫公元744年（唐天宝三载）所作。此诗共分两段，前八句为一段，后四句为一段。第一段八句自叙，表达厌都市而羡山林之情。第二段四句方及李白，赠李，表明欲遂偕隐之志。公元744年，李白受诏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谮言，帝赐金放还。李白讬鹦鹉以赋曰：“落羽辞金殿，是脱身也。”是年，李白从高天师授箓，同时事华盖君，隐王屋山艮岑。因此说“脱身事幽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