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写景,不仅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还渲染出浓厚的离别情绪。“东门”点名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青门,“青青”表明杨柳的颜色已经很绿,表明时间是在暮春时节。“杨柳”是送别的代名词,于是一见杨柳,就让人想到离别。绿色的杨柳树夹杂在御河两岸,看似恬静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且首句是远望所见,第二句是近观所见。在远与近的距离感中,诗人送友的踽踽长街的身影得以体现,衬托出舍不得惜别却又不得不分别的心情。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这两句是抒情,通过侧面描写出送别人多。一个“苦”字,既是攀折杨柳而不便之苦,也是离别的愁苦。至于诗人自己折了杨柳没有却只字未提,更衬托出了诗人的送别的深情。后两句看似平淡,仔细咀嚼,意味深长,诗人折或者不折杨柳,内心的悲楚恐怕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首送别诗短小精悍,言浅意深,依依惜别之意,跃然纸上。纵观全诗,字字未提送别却字字点题,其中的描写言简意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风中的排排杨柳树,沿着护城河两岸呈现出一片绿色。
最近攀折柳枝的太多,应该是要分别的人儿太多。
注释
青青:指杨柳的颜色。
御河:指京城护城河。
攀折:古代折柳送别的习俗。
苦:过于,过份。
别离:离别,分别。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写景,不仅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还渲染出浓厚的离别情绪。“东门”点名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青门,“青青”表明杨柳的颜色已经很绿,表明时间是在暮春时节。“杨柳”是送别的代名词,于是一见杨柳,就让人想到离别。绿色的杨柳树夹杂在御河两岸,看似恬静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且首句是远望所见,第二句是近观所见。在远与近的距离感中,诗人送友的踽踽长街的身影得以体现,衬托出舍不得惜别却又不得不分别的心情。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这两句是抒情,通过侧面描写出送别人多。一个“苦”字,既是攀折杨柳而不便之苦,也是离别的愁苦。至于诗人自己折了杨柳没有却只字未提,更衬托出了诗人的送别的深情。后两句看似平淡,仔细咀嚼,意味深长,诗人折或者不折杨柳,内心的悲楚恐怕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首送别诗短小精悍,言浅意深,依依惜别之意,跃然纸上。纵观全诗,字字未提送别却字字点题,其中的描写言简意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词所写,是他在清秋月夜,在深情地怀念一位名叫“师师”的歌女。词之上阕,回忆当年与师师相见的情景。这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歌楼上灯红酒绿,湘帘半卷,华灯初上。师师她酒酣耳热,双颊显出阵阵红晕。渐渐到了深夜,白露初降,凉风吹拂着疏帘。娇羞怯怯的师师带着几分醉意,紧紧依偎着“词人”。她弹去泪珠,唱了一曲新词。此句点明了师师作为歌女的身份,同时表明词的内容十分哀怨,所以她在演唱时动了感情,流下了眼泪。
词之下阕写别后相思。他们临别时本来约定再次相见。词人在《水龙吟》词中曾说:“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此处“佳期谁料久参差”,说的是同样意思。却不想一别多时,重逢难再,一怀愁绪,暗暗地萦绕心头。此时词人设想:师师她大概刚刚歌舞结束,正对着一庭秋色长吁短叹。“妙舞清歌”,再次点明师师的身份。一边是愁绪萦怀,一边是对月嗟咨,恰好写出两处相思。于是迸出结句:“惟有画楼,当时明月,两处照相思。”明月依旧,人分两地。明月似亦有知,此刻正以皎洁银光照着天各一方的恋人。望月怀人,是中国传统诗词常常写到的题材。唐诗中除杜甫《月夜》外,还有不少作者写过,如张九龄《望月怀远》云:“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等等。宋词中也有多处写过,如范仲淹《御街行》:“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张先《江南柳》:“斜照后,新月上西城。城上楼高重倚望,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秦观在《水龙吟》的歇拍中也已写道:“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此处不同的是以画楼作为陪衬,则人在楼中,月临楼上,景色如画。
总之,这首词语工而入律,上阕写对方——歌妓师师;下阕写词人自己,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相思。词之上阕营造了疏帘半卷,微灯闪烁,凉风轻拂,玉露初零的意境,让人感到温馨甜蜜。师师这个人物,也被写得有血有肉,富于感情。这一切都为下阕所写的相思张本。下阕着重抒情,而以“秋色”“画楼”“明月”等景语点缀其中,令人感到情寓景中,有语尽而情不尽的意味。
西林顾春善绘事,尤擅花卉。《子春集》题自画诗词有牡丹、栀子、秋菊、海棠、水仙及折枝腊梅等数十幅。同李清照、赵明诚一样,顾春与奕绘也喜收藏赏鉴古画,尤好元倪云林和明朝唐伯虎画。明清两代士大夫对倪画十分倾倒,常以是否收有倪云林画而定其人品格之清浊高下。除《湖月沁琴图》外,顾春还收有《清秘阁图》,都是云林名作。
这首词隽永灵妙,极烟水迷离之致。上片起首从俯仰两个视点绘出悠然长天,无边月色;湖烟渺茫,朦胧波影:天地间无半点纤尘的境界。诗人一落笔便将读者引入一个清净出尘的环境之中,诗心、画心,物境、艺境达到了和谐的统一。紧接着诗人忽作异想,她从清辉灿灿的婵娟月,联想到嫦娥飞下湖边,来形容画中操琴的女子。这巧妙的联想合天上的广寒,湖中的婵月,湖岸边的琴女而成一幅朦胧的写意画,而这一切都“沁”在澄碧的湖水和茫茫的烟雾之中。操琴女那无言攘袖、慢促鸣弦的神姿,是画中人,又象是来自广寒的仙女,又似乎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作者把全身心都沉浸在画图中,沉浸在“湖月沁琴”那缥缈混茫的艺术境界里。下片进一层阐释画情画意,将烟水迷离、寂静出尘的背景、画中人无言攘袖、慢促鸣弦的神韵,赋予志在高山、志在流水的感情升华,词中有景、有人、有情、有意,唤起读者无限悠然的遐思。《列子》和《吕氏春秋》都记载着伯牙和钟子期的事,说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琴声志在流水,钟子期也能听出,云:“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作者以钟子期“知音”自许,既切画意,又融情入画。而说“羡君”,正是诗人出俗遗世感情的流露。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很深。每当国势蹙弱、宦海风波之时,常置身局外,冷静观照;或产生一种超脱现实、返朴无为的人生哲学。志在流水高山,而不志在庙堂生民,正反映了西林顾春夫妇在道光年间不得志于朝廷的一种消极但不失为清醒的态度。奕绘《鹧鸪天·傀儡次太清韵》云:“日日无为无不为”,与顾春所流露的感情是相一致的。“问君”之后是此词的绝妙境界。“问君此际,心共山间水间?”画中琴女没有回答,唯有天宽云行,明月露清,还有那徐徐弹奏的琴声不绝如缕。弹什么呢?诗人根据倪画的意境,融入自己的心境,她认为琴女所弹的应是“法曲”。原来法曲是道家的音乐,是道观里演奏的所谓“仙曲”,其音清而近于雅淡。相传为唐明皇改编的《霓裳羽衣曲》,即是有名的法曲。据说道士叶法善引导明皇游月宫,听到仙乐,记住了一半,遂改编而成。词中“法曲”似即指此。轻徽指琴。“轻徽徐徐弹,法曲散人间,月明风静秋夜寒”,画境、乐境、词境,同画家、琴女、诗人的心境谐和融合;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尤其是末句,溶溶秋月,静静秋夜,淡淡秋心,微微秋寒,还有那托寄着悠悠远情的袅袅琴音,泠泠秋韵……
大凡词格明白晓畅则忌俗滑;含蓄混茫又忌失晦涩。西林顾春词,炼意含蓄,造境混茫,而不失之晦;用辞明白,语势晓畅,但不落俗滑,故每于自然清隽之中具深稳沉著之致。她的题自画诗《海棠扇答云姜》云:“疏点愁飞雨,丰技欲化烟。”正是诗人题画词艺术风格的写照。所以况周颐赞其“极合宋人消息”、“饶有烟水迷离之致”。词中“清辉灿灿兮婵娟,有美人兮飞仙”的楚骚句式,“云自行而天宽,月自明而露”,两“而”字之自然流转,又令人想起苏轼《前赤壁赋》中的语句和意境:“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一个女子痴心地渴望着,等待着重新见到那位朝思暮想的“君子”,她望穿秋水,等得心碎神伤。其实那位“君子”,恐怕压根儿已将她忘个罄尽。这首诗的内容实有揶揄嘲弄这位“君子”“二三其德”的况味。
全诗三章,章六句。首章用鹯鸟归林起兴,也兼有赋的成分。鸟倦飞而知返,还会回到自己的窝里,而人却忘了家,不想回来。这位女子望得情深意切。起首两句,从眼前景切入心中情,又是暮色苍茫的黄昏,仍瞅不到意中的“君子”,心底不免忧伤苦涩。再细细思量,越想越怕。她想:怎么办呵怎么办?那人怕已忘了我!不假雕琢,明白如话的质朴语言,表达出真挚感情,使人如闻其声,如窥其心,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从“忘我实多”可以揣测他们间有过许许多多花间月下、山盟海誓的情事,忘得多也就负得深,这位“君子”实在是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不过诗意表达得相当蕴藉。
“山有……隰有……”是《诗经》常出现的起兴成句,用以比况物各得其宜。上古时代先民物质生活尚不丰富,四望多见山峦坑谷正是历史的必然。那颙望着的女子瞥见晨风鸟箭样掠过飞入北林后,余下所见就是山坡上有茂密栎树和洼地里有树皮青白相间的梓榆。三章则换了两种树:棣和檖。之所以换,其主要作用怕是在于换韵脚。万物各得其所,独有自己无所适从,那份惆怅和凄凉可想而知,心里自然不痛快。三章诗在表达“忧心”上是层层递进的。“钦钦”形容忧而不忘;“靡乐”,不再有往事和现实的欢乐;“如醉”,如痴如醉精神恍惚。再发展下去,也许就要精神崩溃了。全诗各章感情的递进轨迹相当清晰和真实可信。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