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阕写自己背井离乡，像“旅雁孤云”一般凄苦，回首中原战火纷飞，不觉涕泪沾巾。
起首二句叙事即景自寓身世经历。乘一叶扁舟，到江南去避难作客，仰望那长空中失群的旅雁和孤零飘荡的浮云，不禁深感自己的境遇正复相类。两句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亦赋亦比亦兴，起得浑括自然。“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两句写回首北望所见所感。中原失守，国士同悲。这两句直抒情怀，略无雕饰，取景阔大，声情悲壮。
下阕写眼前萧条的秋色，更增添了旅人辞乡去国的愁思。
过片“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两句，收回眼前现境。薄暮时分，泊舟矶畔，但见江中的碧山正为暮霭所笼罩，矶边的汀洲，芦根残存，枫叶飘零，满眼萧瑟冷落的景象。这里写矶边秋暮景色，带有浓厚的凄清黯淡色彩，这是词人国家残破、颠沛流离中的情绪的反映。“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两句总收，点明自己“辞乡去国”以来的心情。日落时分，往往是增加羁旅者乡愁的时刻，对于作者这样一位仓皇避难的旅人来说，他的寂寞感、凄凉感不用说是更为强烈了。渐趋平缓的江波，这里恰恰反托出了词人不平静的心情。
全篇以景寄情，动静交错，色调苍暗。用“扁舟”、万“旅雁”、“孤云”、万“汀洲冷”、万“枫叶芦根”等典型的深秋景物，烘托出诗人的凄楚情怀，同时也流露出了对国事的忡忡忧虑，唱出了时代的悲凉之音。
“野竹攒石生，含烟映江岛”，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慈姥竹从石缝中钻出、茂盛竹枝叶缭绕轻烟辉映江岛的景致。与序相和，写尽一时一地风貌、气概。“攒石生”尽显慈姥竹充满生机，传达出慈姥竹坚韧不拔的神韵、顽强不屈的生命力。
“翠色落波深，虚声带寒早”，为全诗最精彩之笔，是咏竹诗中的绝品。钱钟书先生命之为通感，颇不尽意。同样李得裕《竹径》：“日落见林静，风行知谷虚。”同样是好句，或可称为体物尽性，人皆有此感只是诗人能更格物而写出文字。诗句中描绘出一幅青翠的竹色倒映在碧波之中水更绿、风吹竹声带来一片早春寒意的景致，富有无可言说之美。“翠色”句写色，“虚声”句写声。竹色使波色加深，瑟瑟的风竹之声使人似觉有春寒袭来。诗句通过人的各种感官的感受，从多角度描写慈姥竹，用以咏竹，颇有新意。
“龙吟曾未听，凤曲吹应好”，写慈姥竹制笛吹出的声音，似龙鸣之声，比笙箫奏出的“凤曲”更好。明写慈姥竹制笛吹出的声音，似龙鸣般动听，更胜笙箫奏出的“凤曲”。实则写诗人的感觉，突出慈姥竹高风亮节的品格，妙趣横生。
“不学蒲柳凋，贞心尝自保”借蒲柳与慈姥竹对比手法，描绘出一幅蒲柳易凋谢、慈姥竹坚贞高洁的景致，侧面烘托出慈姥竹的坚韧顽强，从来不畏惧来自曲折恶劣的环境的折磨，亦是诗人喻己，托物言志，托慈姥竹“攒石生”的坚韧顽强，言诗人自己刚正不阿、铁骨铮铮的骨气。
在这首诗里，诗人没有按照一般人对“慈姥竹”的理解，表现母子之爱，而是从竹的本性着眼，赞颂竹之“贞心”。此诗语言简易明快，却又执著有力，具体生动地描述了竹子生在恶劣环境下，长在危难中，而又自由自在、坚定乐观的性格。诗人在生动描写竹之美的基础上，结句又通过对比手法，表面写竹，其实是写人，明写赞颂了竹永葆本色的精神，实则写象征了诗人面对种种艰难困苦，宁折不弯，决不向任何黑暗势力屈服的品格，和不肯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的铮铮傲骨，抒发了诗人自身向往高尚人格的感情。
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诗之起笔突兀，本是送别，前两句却不写送归，偏从来路写起。“若梦行”表现长时间乘舟航海的疲惫、恍惚的状态，以衬归国途中的艰辛，并启中间两联。颔联写海上航行时的迷茫景象，暗示归途邈远。“浮天”状海路之远，海面之阔，寓含着对僧人长途颠簸的关怀和体贴。“法舟”扣紧僧人身分，又含有人海泛舟、随缘而往之意蕴，储蓄空灵，意蕴丰富。颈联写僧人在海路中依然不忘法事修行，在月下坐禅，在舟上诵经。“水月”喻禅理，“鱼龙听”切海行，又委婉表现僧人独自诵经而谨守佛律的品性，想象丰富。尾联用“一灯”描状僧人归途中之寂寞，只有孤灯相伴，这是实处。但实中有虚，“一灯”又喻禅理、佛理。虚实相映成趣。此诗后半首不明写送归，而写海上景物，这就拓宽诗境，不受内容拘泥，使较窄的题目，能有丰富的内容，成为好的诗篇。
此诗在立意上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所送者为僧人，诗中用了一些佛教术语，如“随缘”、“法舟”、“禅”、“梵”、“一灯”等，切合人物身分。二是僧人来自日本，又欲归日本，必经大海，故极言海路航行之苦。中间两联前人多谓其写来途，实嫌拘滞。其实是往返兼写，而以返途为主，这样才能与“归日本”的诗题相合。此诗因送人过海，因而从对禅机的抒发，把这惜别之情委婉地表达了出来。海趣禅机，深情厚谊，融为一体，为一首送别的好诗。
全诗前半部分写日本僧人来华，后半部分写日本僧人回国，诗中多用了“随缘”、“法舟”、“禅寂”、“水月”、“梵声”等佛家术语，充满宗教色彩，带有浓厚的禅理风格，并紧扣送僧的主题，寄寓颂扬的情意。全诗遣词造句融洽、自然，足见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