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精卫含着微小的木块,要用它填平沧海。
刑天挥舞着盾斧,刚毅的斗志始终存在。
同样是生灵不存余哀,化成了异物并无悔改。
当年的雄心壮志还在,可是美好的时光又哪会再来呢?
注释
精卫:古代神话中鸟名。
衔:用嘴含。
微木:细木。
刑天:神话人物,因和天帝争权,失败后被砍去了头,埋在常羊山,但他不甘屈服,以两乳为目,以肚脐当嘴,仍然挥舞着盾牌和板斧。
猛志:勇猛的斗志。。
同物:精卫既然淹死而化为鸟,就和其它的鸟相同,即使再死也不过从鸟化为另一种物,所以没有什么忧虑。
化去:刑天已被杀死,化为异物,但他对以往和天帝争神之事并不悔恨。
徒:徒然、白白地。
在昔心:过去的壮志雄心。
良辰:实现壮志的好日子。
讵:岂。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这两首诗都有趣地运用重复的词语,表现一种回旋反复的美:第一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和第六字相同,第二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与第三字相同。王勃将陆与水相对,是其最普遍持久的对偶之一。
第一首诗写出了诗人客中送客时内心的伤感,表现了诗人对于友情的感慨。诗人已经感伤于江水及其对离别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但是他发现格外难以忍受的是陆地上的树,这些树遮断了他的视线,使他难于带到离去的朋友。第一、二句叠用“早”“江”二字,有一种回环往复的美感,也有一种节奏紧凑的效果,和下面两句一比,节奏的变化就显出来了,而节奏由紧张变为舒缓,又正与送别是的怆然与别离后的惆怅相吻合。第三、四句说带到流逝不返的江水更增添了别离的伤感,更何况带到渡口的树林隐没了友人的舟船。宋人李鞴《乡思》中“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两句用的也是这种更进一层的写法。这里化用《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语句,显示了王勃擅长化用前人诗文的特点。
第二首诗同样写得非常深情。在诗中,诗人运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宫廷转喻来进行巧妙的议论:“谁说甲是真的(事实上甲是真的),因为乙(巧妙的构思)与甲相矛盾。”由于离别,江水不再是一个小区域,而成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分界线。最后两句,诗人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对于友情的那一份深沉的爱,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诗人内心的真诚。
这是一组七言绝句。“初唐四杰”传世之诗作,七言绝句很少。就这组诗带,作者对于七言绝句创作技巧的掌握显然还不够纯熟。
这首诗是借落叶以慨叹身世,紧扣落叶着墨,即景生情,寓托自然。
首句用落叶惊秋的形象,比喻诗人于家国破亡后的景况。此诗开头用个“早”字,便给了读者以好景不长的暗示,这个“客”字,使我们联想起南唐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尽管孔绍安和李煜的时代相距近四百年,各自的地位和处境也不完全一样,但其飘零感是类似的。末两句叙诗人怀恋故国的感情。它仍然采用比兴手法,紧扣落叶着笔。 “翻飞二字,竭力形容诗人内心纷乱而又身不由己的神情状貌,可谓贴切。
全诗通过巧妙的比喻和拟人的手法,描写入秋落叶所引起的游子思归怀乡之情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惊,惊恐、惊讶。客心,飘泊异乡的游子心情。
《端正好·上高监司》为叙事套曲,分前、后两套。在元散曲作品里,表现作者厌世的、玩世的和出世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社会重大问题的题材却寥若晨星。而在这些为数很少的题材中,指斥时弊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这两套《上高监司》则可称得上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篇幅最长,且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历来的文学史家和元曲研究者所称道。
前套反映的是元代大旱之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又歌颂了高监司开仓赈粮、救济饥民的“德政”;真实描绘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灾民流离图和刻画了一个恤老爱贫、公正无私的清官形象,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了当时昏暗无道的社会现实。
全套十五支曲子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首曲〔端正好〕,可视为全套的序曲,与〔尾声〕相呼应,交待写作的缘起。第二部分是〔滚绣球〕与〔倘秀才〕的三次反复,共六支曲子,描写天灾与民瘼。这是全曲的重头戏。第三部分是〔滚绣球〕与〔伴读书〕两支曲子,揭露官吏昏庸,与劣绅勾结,加重了百姓的困苦。第四部分是〔货郎儿〕和〔叨叨令〕两支曲子,先写高监司的仁政给百姓带来一线生机,继而再写百姓的困苦情状,向高监司呼吁。第五部分由〔煞〕〔尾〕四支曲组成,歌功颂德,表达了对高监司的感激与祝福。
这套曲子真实地描绘了一幅灾年流民图。旱灾发生时,田野龟裂,麦谷无收,物价高涨,钞票贬值;米比珍珠还贵,无米为炊,锅子生尘,灾民个个饥肠辘辘,僵卧于惨淡的夕阳之下,或者靠剥树皮、采野菜充饥。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东倒西歪,四处流落于街头巷尾,偶尔能吃点麻柘浆糊、麦麸糠米,就得感谢上天的恩赐;癌疫流行,死者暴尸于野,人们为了活命,卖光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骨肉生分,水无见时,那些无人要的奶娃,只好忍痛抛入江中活活淹死。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人们,抱女携男,拄杖弓背,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哭,泪如雨下,再加路途艰辛,风吹日晒,更是惨景非常。
作者采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面描写人民的苦难,一面揭露富豪奸商和地方官吏的种种罪恶活动,在同一幅天灾图中勾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灾民食不果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时,那些“殿实户”和“停塌户”却“欺心不良”,“瞒天不当”,怀着“吞象心肠”,在“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或者非法倒卖,抬高粮价,克扣斤两,牟取暴利;还有各色官吏,平日就大量侵吞义仓的粮食,灾荒发生以后名义上是开仓赈济,实际上仓中并没有多少存粮,有的也被有钱人家买通官吏把粮食发放给了他们,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实惠,什么印信凭证都是谎话,都不过是画饼充饥,只有官吏从中捞取油水。总之,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债息,纳宠妾,买人口,好不兴旺;无钱的饥饿难挨,骨肉分离,尸填沟壑,倾家荡产,好不悲惨,这是多么鲜明的阶级对比,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作者不是对现实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表现出鲜明的爱。他一面对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了“万民失望”的愤怒情绪,以“小民好苦也么哥”的呼声喊出了人民抗争的心声,一面以无比憎恨的感情揭露富豪奷商、贪官污吏的“伎俩”,称他们是无耻之徒,诅咒他们断子绝孙。与此同时,他还对在灾荒严重的紧急关头能够不辞辛劳,亲临灾区,开仓赈济,爱民忧国,发政施仁,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的高监司加以赞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充《论衡·佚文篇》中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作者是实践了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的。
后套以生动具体的写实手法再现了元代历史上起恶劣作用的“钞法”给广大人民的无穷危害,揭露了从官吏到商人的种种罪行。
第一首〔端正好〕是序曲。内容说,官府很清明,能采纳舆论,听众人申诉。愿在江西大郡南昌府您的亲临处,广开言路,听那大家的意见。第二首〔滚绣球〕至第十五首〔呆骨朵〕,揭露了钞票库藏管理中的严重弊端、商人的虚伪和庸俗、商人们狼狈为奸、勾结官府的罪行,揭露了官府吏役伙同奸商、贪赃枉法、坐地分账,揭露了官府在管理“钞法”中营私舞弊行为、贪污受贿、高利盘剥、窝藏商贾、倒卖假钞的罪行,揭露了元代“钞法”行市和押送钞票中的种种弊病,揭露了暴发户穷奢极侈的生活,指出暴发户也有麻烦、倒霉的时候。第十六首〔脱布衫〕请求高监司出谋划策,剪除邪恶。第十七首〔小梁州〕抨击市井小人横行霸道的行为。第十八首〔幺〕提出要使盗窃府库者受到重处。第十九首〔十二月〕作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第二十首〔尧民歌〕强调严肃法纪的重要性。第二十一首〔耍孩儿十三煞〕至第二十九首〔五〕说明中国币纸的源流及其意义、元初所行币制的重要作用,揭露变更“钞法”之后的弊病。叙述到京都中都省交送管钞的情况,抨击了盗窃仓库者和管理们作威作福、欺压乡邻的罪行,揭露了官吏和商人的妻妾儿女的奢侈生活、奉官差赴京师的旅途之苦。第三十首〔四〕至第三十三首〔一〕建议官府对贪污舞弊者要施以严刑峻法、改革官吏任免赏罚制度,清除不称职的官吏,制定相应的制度。第三十四首〔尾〕是全曲的结束语。
这套曲子能抓住社会生活的特征、细节进行具体描述,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具体而突出。对历史的交待,对钞法的制度,叙述得非常真实;对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用于恰如其分,又含讥讽之意;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整个作品感情强烈,寓感情于叙事之中,两者结合得相当好。作品强烈的思想性,借助于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较好的表现。
作者以其惊人的胆气和无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元末社会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法律机关的贪污腐败,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凶狠贪暴的元蒙统治者。然而,作者毕竟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而从维护其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张,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所谓清官廉吏身上。在元蒙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像这样大胆而深刻地切中时弊、揭出矛盾、最富现实性的作品实属罕见,它类似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而又超出了白氏的新乐府,堪称为元代散曲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文。
《端正好·上高监司》,一扫曲坛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旧习,直接以创作来评议当时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元代的残暴统治。这在元散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前套由十五支小令组成,描写在天灾人祸下,广大贫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遭遇。后套由三十四文小令组成,长达一千八百字,为元代散曲之冠,揭露了当时江西库吏的营私和钞法的积弊。尽管曲中也表现出作者的阶级局限,但其战斗性和思想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全曲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称得上是元曲中的史诗性作品。
这是一组“爱情三部曲”。从开头至“与绾合欢便带”为第一部,定情:写一见钟情,“琴心先许”。从“记画堂”至上片结束为第二部,幽会:写两心相知,互赠信物。词的下片为第三部,相思:写物在人杳,再会无期。
人们往往将古典诗词中所写的美人香草当作作者寄托深意的象征物,试图透过它探寻重大的政治主题。这样做有一定道理,屈原的《离骚》便是明证。但若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固定的格套,定要苦心孤诣地寻求每一首“美人香草”词的政治寓意,则近乎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了。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贺方回眷一姝,别久,姝寄诗云:‘独倚危栏泪满襟,小园春色懒追寻。深思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寸心。’贺演其诗为《石州引》词。悼亡诗词,不知即为此姬作否?”看来,古人并不都古板,吴曾并不以“情事”、“情词”为嫌。那么,读者对于这首《薄幸》,不妨即以其男女情的本色来鉴赏,亦无伤“大雅”。
诗无达诂。吴曾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合理想象的事实依据。“贺方回眷一姝,别久”,与此词正合。全词的情感核心正是一个“眷”字。“姝”者,美女也,词中所写的“淡妆多态”、“轻颦浅笑娇无奈”,正是“这一个”美女的独特之美──“多态”:“淡妆”是多态的反衬;“轻颦浅笑”是多态之一斑;“娇无奈”则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多态”。而这种形体之“多态”,不正是她内心多情而又娇羞的复杂心态的自然流露么?此词下片所写相思之苦,也正由“别久”引发。吴曾所引之“姝寄诗”,情思深婉,形象鲜丽,引喻贴切,又可见这位姑娘文才之美。所以作者眷恋不已。如果是这样,这首《薄幸》词当作于二人定情之后、爱人寄诗之前的一段相思时节。
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的特色,除了“多态”、多情之外,尤为引人注目的突出之处在于主动。这与传统“佳人”形象有质的区别。试看,她对意中人“的的频回眄睐”,怎不令人销魂;她一旦确认知音,便“琴心先许”、“绾合欢便带”、“把香罗偷解”,又是何等的果断、痛快!在这位真情如火的姑娘身上,可以窥见白朴《墙头马上》中李千金的身影。“的的”二字,颇值玩味;既表现了作者相思时回忆往事如在目前的真切情景,又生动传神地托出了女子频送秋波的明确信息。“的的”二字迭用,虽属罕见,但用在这里却非常明晓畅达,充溢着生活气息,使读者眼中幻化出这位勇敢女性的神采。
这组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定情”,纯用白描手法,恰与姑娘的“淡妆”相融谐。第二部“幽会”,不宜用白描了,便以景衬情,选用了“画堂”、“风月”、“睡鸭”、“鸳屏”等典型事物来暗写。第三部“相思”为全词重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初次幽会之后再不见那位姑娘“踏青挑菜”,也就是再没有见面的机会。第二层写多次托人传书递简,但阻隔重重,音信难通。第三层写后会无期,百无聊赖,度日如年。这三层步步递进,逼出了一个“苦”字。于是在心中暗暗怨恨那位“冤家”的“薄幸”;于是更加珍惜那不可重复的“定情”与“幽会”,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初的黄金细节:“淡妆多态……”。全词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循环往复的“情结”结构。
有一位学者曾说: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爱情母题:有所爱,但不能得其所爱,而又不能忘其所爱。这首词也是一个佐证。如果与那些汗牛充栋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小说戏曲相比,贺铸这首小词所反映的古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无疑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