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均有象征的意思，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隐喻的基础即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幻想我是树，是蝉，是鸟，是云等等，企图通过忘我、脱我、化我而与世界合一。隐喻建立在双重或多重存在之上，诗人喻自己为蝉，就是把另一种经历或活动，即把蝉的生存过程与特性加在真实的生活领域中，意味着真实中的虚幻，虚幻中的真实。像蝉一般象征廉洁、清高、悲哀。古人以为蝉栖高树，声高远，以晨露为食，蝉也就成了“清高”、“廉洁”的代名词。蝉一生十分短促，深秋天寒，蝉声哀嘶，逐渐死去，故而总被用来表达悲秋情绪。

　　刘勰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隐喻虽多种多样，但要以贴切吻合为最高标准。“切至”就是形神兼备，形犹不似，遑论神似？在《赋得蝉》中，诗人将自然之物——蝉人格化，以此审视自身的人格价值和生存环境。对于这首诗，一般理解过程大致是，前两句直接描写蝉为了躲避黄雀的伤害（隐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或藏身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避匿在空空的宫殿内。这里实写了蝉艰难的生存状况。颔联和颈联写蝉在寒秋日暮之时，哀嘶悲鸣，声音短促，间或有单调的余韵绕耳，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最后两句借蝉之口直接抒写：蝉餐风饮露，无所厚求，并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容易知道满足，表达了一种知足常乐的意思。

　　然而，这只是构成了这首诗的表层含义，因为“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中已经蕴含了知足常乐的意思。解读一首诗，肯定要注重其语境，什么是语境呢？用燕卜荪的话说，即“语境就是与我们诠释某个词语有关的一切事情。”文本中字或词意义的确定都要依赖于词句之间的关系，所以，一首诗句中意义的确定必然受到其它字词句的语境限制，即一首诗中每一个词、语句的意义都要彼此相互确定，这种相互确定的过程就使得文本的语义之间呈现网状化的现象，使文本的意义缠绕含混，蕴藉多义，仅凭读者从头到尾一次阅读，是不可能意识到其错综复杂的意义丛的。

　　认真阅读，全诗处处写蝉，实际是处处写自己，让人有一种悲哀之感。那么，我们又是怎样获得这样的深层意义和感受的呢？只要回到首联去感知，就会发现“避雀乔枝里，飞空华殿曲”很难解释，也就是说，很难和知足常乐联系起来。而知足常乐也很难和中间两联的“天寒”、“响屡嘶”、“日暮”、“声愈促”等联系起来。所以，后三联对蝉原本的意义和声音的描述，在首联大背景暗示下，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言外之意，变成了诗人对自己生存境况的深深的忧虑。中间两联写蝉声，不仅仅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氛围，而且还寄寓了对生命流逝的伤感以及对自己处境艰难的悲哀之情。尾联诗人以蝉自喻，蝉栖高树，饮晨露，不是为了故意显示自己的清雅高洁；自己为官清廉，也非故意显示与众不同，而是自己知道知足常乐；但“知足”这个词语来自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由于有了首联实写的提示，可见诗人在“知足”背后潜藏着一种悲哀，在悲哀中还杂糅着一种畏祸的心态，隐含的意思是知足为避祸全身。这首诗的意义就是这样相互生成的。

　　此词描绘了初夏季节树阴浓合，放晴时余凉余润尚在的闲散生活，创造出一种雅洁清远的闲适意境。上片开头二句，以纨扇和纱巾两种应时的生活用品来表现初夏时节。后二句写室外之景，树阴浓合，晴天清润，也是典型的初夏之景。下片则由写景转到写人，表现作者闲适的生活。起二句，写自己闲来无事，常常弄笔展纸作小草；喝酒至微醉，卷帘迎凉以便睡眠。末二句写主人公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洁净无尘的凉床上听新蝉，更是展示了一个清凉高迥的初夏境界。

　　全词寓情于事与景中，在情景交汇中抒发了作者流畅、舒适的情怀，情景轻快优美，笔调清疏自然，是陆游少见的闲适词。

　　上片起二句：“纨扇婵娟素月，纱巾缥缈轻烟”。以两种生活用品来表现初夏季节。第一句写美如圆月的团扇，第二句写薄如轻烟的头巾，这都是夏天所适用的。扇美巾轻，可以驱暑减热，事情显得轻快。

　　“高槐叶长阴初合，清润雨余天。”这二句写景，也贴切季节。夏天树阴浓合，梅雨季节，放晴时余凉余润尚在，这都使人感到宽舒。这二句与王安石《初夏即事》“绿阴幽草胜花时”的诗句，以及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的词句，景物相近，意境同美；但王诗、周词，笔调幽细，陆词则表现出清疏、自然。

　　下片起二句：“弄笔斜行小草，钩帘浅睡闲眠。”由上片的物、景写到人，由静写到动。陆游的有关写字的诗，如《草书歌》《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醉中作行草数纸》等，大多都是表现报国壮志被压抑，兴酣落笔，藉以发泄愤激感情的，正如第二题的诗中所说的：“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在这里，诗人却以写字表现闲适之情，淳熙十三年（1186年）作于都城的《临安春雨初霁》中的“矮纸斜行闲作草”一句，正和这里的词句、语意接近。醒时弄笔写细草，表示闲适；醉眠时挂起帘钩，为了迎凉，享受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所说的：“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那样的乐趣。

　　“更无一点尘埃到，枕上听新蝉”，正是濒湖住宅的清凉、洁净的境界，明晰地表现了这一份闲暇，明显不同于往日作者的压抑、苦闷。

　　这首词只写事和景，不写情，情寓于事与景中。上下片复叠，句式完全相同，故两片起句都用对偶。情景轻快优美，笔调清疏自然，是陆游少见的闲适词。居宅依山傍水、风景美丽如画。作者不禁释怀，将昔日的抑欲苦闷一并抛到脑后，融入大自然的清新、闲适之中，全词表现出作者壮志未酬后的闲居生活。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