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曾带着妓女,到东山凭吊其所崇拜的东晋名相谢安,并写下乐府《东山吟》一诗。后人曾谴责李白“狎妓”、“心态不正”,携妓女到他人坟前“比美”。中国文人、士大夫一向有狎妓嫖妓的传统,李白也不例外。《东山吟》只是表达了李白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慨。
此诗是诗人悼念谢安之作,并以谢安自况。这从“悲谢安”和“同所欢”可以看出来。
公元七百四十二年,一生好作名山游的李白来到东山凭吊谢安遗迹,写下这首《东山吟》。谢安是东晋名将,李白非常敬重,写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样的名句,自比谢安来言志。谢安筑庐于东山,四十岁出仕,仍常用的成语“东山再起“指的就是谢安。谢安不仅有卓越的指挥才能,而且风流儒雅,多才多艺,世称“大才叠叠谢安,后人叹“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耳”。 “白鸡梦”指谢安曾做过的一梦。这里用来代谢安。谢有顺在《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中写道:“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
“东山吟”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数的人所分享。是啊,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我们从李白的“东山吟”上走过,我们的“东山吟”在那里,后又将被谁吟哦?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 而这种悲凉,就是诗歌的魅力。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丈夫因境遇变化或用情不专而遗弃结发之妻,在《诗经》这部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多有反映,《卫风·氓》是一篇,《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卫风·氓》相比,《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不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不怒,并没有对负心汉进行直接的谴责,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不但不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这首诗在抒情方面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选取了最能令人心碎的时刻,使用对比的手法,凸现了丈夫的无情和自己被弃的凄凉。这个时刻就是新人进门和旧人离家,对于一个用情专一、为美好生活献出了一切的女子来说,没有比这一刻更让人哀怨欲绝的了。诗由此切入,非常巧妙地抓住了反映这一出人生悲剧的最佳契机,从而为整首诗的抒情展开提供了基础。而一方面“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热闹和亲密,另一方面“不远伊迩,薄送我畿”的绝情和冷淡,形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被弃之人的无比愁苦,那种典型的哀怨气氛被渲染得十分浓烈。
其次是借用生动的比喻言事表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共分六章,每章都有含蓄不尽的妙喻。如第一章入手便以大风和阴雨,来表现丈夫的经常无故发怒;以采来蔓菁萝卜的根茎被弃,来暗示他丢了根本,视宝为废。这主要用于言事。第二章则转用食荼如荠、以苦为甜,来反衬人物在见了丈夫新婚时内心的苦涩程度,远在荼菜的苦味之上。这又是主要用于表情。另如第三章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用泾水因渭水流入表面变浊、其底仍清,来比喻自己尽管被丈夫指责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清白;第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浅泳渡,喻写以往生活不论有何困难,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第五章用“贾用不售”比丈夫的嫌弃、“比予于毒”喻对己的憎恶;第六章又把自己往日的辛劳比作御冬的“旨蓄”,将丈夫的虐待喻为湍急咆哮的水流。这些比喻取喻浅近,无不切合被喻情事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最后,作品的一唱三叹、反复吟诵,也是表现弃妇烦乱心绪和一片痴情的一大特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三章的“毋逝我粱,毋发我笱”,到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六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在反覆的述写和表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弃妇沉溺于往事旧情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顺着这一感情脉络的延伸展开,循环往复,人们更能接近和触摸这个古代女子的善良和多情的心,更能感受到被弃带给她的精神创痛。至于作品在二、三、六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宴尔新昏”这样的句子,又在断续错杂的回忆和抒情中,突出和强调了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不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开篇紧扣题目,写在长安“春望”。“东风”句,侧重写望中所见。卢纶是河中蒲人(今山西永济县人),家乡刚好位于长安的东面,说“东风吹雨”,是说东风从家乡吹来,自然引出思乡之情。“却望”,是回头望。“千门”,泛指京城。“草色闲”的闲字用得巧,春草之闲正好与人心之愁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联是登高而望,在景语之中,流露出复杂感情。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这两句为全诗的警句,是春望时所产生的联想。出句是恨自己不能回去,家乡只能在梦中出现,对句是妒他人得归,恨自己难返,语中有不尽羡慕之意。“大历十才子”擅长描写细微的心理情态。(《小澥草堂杂论诗》)他们伤时感乱的情绪,常通过“醉”和“梦”表现出来,像“我有惆怅词,待君醉时说”(李端《九日寄司空文明》),“别后依依寒梦里,共君携手在东田”(《送冷朝阳还上元》),“宿蒲有归梦,愁猿莫夜鸣”(钱起《早下江宁》)等等。他们写醉,是因为清醒时感到痛苦而无奈,只有在醉中才会稍微得到解脱。写“梦”,是感到时代动乱,浮生短促,或者想在梦中召回一些因战乱丧失的美好事物,这种心情相当悲哀、细微。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川原”即家乡,这句说极目远望,家乡在浮云之外,渺不可见,远不可及。“宫阙”句又接至眼前近景,只见长安的宫殿,错落有致,笼罩在一片夕阳之中,这一联表面上写景很壮观,其实隐含着一种衰飒之意。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大意是说:自己以一儒生遭遇世难,独自客居长安,又有谁来怜悯我呢。“衰鬓”,并非指衰老,而是表现一种衰颓感伤的神态。沈德潜说“遭乱意上皆蕴含,至末点出”,确实如此。
此诗写感时伤乱,抒发了诗人在乱离中的思家望归之情。此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景抒情,笔法老辣,体现了“大历十才子”诗中的“阴柔之美”。
沈德潜《唐诗别裁》用这首诗作例子,将大历诗与盛唐诗进行了一番比较:“诗贵一语百媚,大历十子是也,尤贵一语百情,少陵摩诘是也。”并说这首《长安春望》“夷犹绰约,风致天然”。这种“阴柔之美”,主要表现在诗中浓重的悲哀情绪。诗人感乱思家,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无非都是伤心之景,悲哀之情,浅吟低唱,一咏三叹,读后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正是阴柔美的表现。姚鼐《复鲁絜非书》论具有“阴柔之美”的文章云:“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如人也,谬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愀忽其如悲。”所谓“如叹”“如有思”“如悲”的阴柔这美,正是《长安春望》及“十才子”许多诗篇审美特征的概括。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