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秋两季有很多好日子,我经常同友人一起登高吟诵新诗篇。
经过门前互相招呼,聚在一起,有美酒,大家同饮共欢。
要干农活便各自归去,闲暇时则又互相思念。
思念的时候,大家就披衣相访,谈谈笑笑永不厌烦。
这种饮酒言笑的生活的确很美好,抛弃它实在无道理可言。
穿的吃的需要自己亲自去经营,躬耕的生活永不会将我欺骗。
注释
斟酌:倒酒而饮,劝人饮酒的意思。斟:盛酒于勺。酌:盛酒于觞。
农务:农活。
辄:就。
相思:互相怀念。
披衣:披上衣服,指去找人谈心。
厌:满足。
此理:指与邻里过从畅谈欢饮之乐。理:义蕴。
将:岂。
将不胜:岂不美。
兹:这些,指上句“此理”。
纪:经营。这两句语意一转,认为与友人谈心固然好,但应当自食其力,努力耕作必有收获。
这组诗写于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当时作者46岁。根据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与郭维森《陶渊明年谱》,义熙元年(405年)弃彭泽令返回柴桑,住上京里老家及园田居。义熙四年(408年)六月,陶渊明隐居上京的旧宅失火,暂时以船为家。两年后移居浔阳南里(今江西九江城外)之南村村舍。《移居二首》当是移居后不久所作。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上片一开头,上片起句的描述即烘托了悲感的气氛,似乎从李后主《捣练子》“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中脱化出来。词人卧病枕上,夜夜倾听五更钟声,今病起晨望,则见晓色中风卷落红,扫地以尽。春天在词人卧病时悄悄地过去了,这对“病起”的词人来说,不啻于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里的“病”字,不仅指体内的病痛,而且更是词人心灵创痛的真切流露。接着的“晓云空,卷残红”是非凡想象的描写,写的是晓云散后,空无所有,残红,残余花朵,片片被东风卷起,春色情地抛却人间而长逝,以春色无情衬托出词人对故国的多情。福王亡,唐王败逃,词人一切努力都化作流水,复国之梦日趋遥远。感念及此,多病的词人不免再添上几行清泪去挽留“春天”,无奈的挽留并不奏效,看似一股的伤春之辞,实寓国破家亡之痛。“苦”,是极甚之辞,包涵了词人从希望到失望、痛苦难言的情感。
下片笔锋一转,词人的笔触便落在了“楚宫吴苑”上。遥想当年,“楚宫吴苑”也曾有过春天,那里也有茂密的青草,繁盛的鲜花,以及绕飞的游蜂。如今已是花落春去,杂草丛生,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吴宫花草埋幽径”一句所描绘的一番惨景。“恋芳丛”二句所写游蜂对芳丛的留恋,“游蜂”包含忠于南明的志士仁人、爱国遗民在内,一个“绕”字则说明了他们对故国的依恋和对复国的无限希望。“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正流露出词人对复国充满了信念,虽然目睹楚宫吴苑的景象不禁为之伤心,然而对于胜利的向往,又使词人从心中发出了“花自笑”的遐想。花落还会重开,这“自笑”之花是来年重开之花,“自笑”之时是来年重开之日,隐喻来年便可以恢复故国河山。肯定的语气,体现了词人胜利的信心,乐观的精神。“人自伤心”顶“楚宫吴苑”句,也顶上片;“花自笑"顶“恋芳丛”四句,深寓了忧国的情怀。最后两句借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意:故君不知何处,而桃花依旧含笑。这仍然是对胜利的乐观。东风是卷去残红、送走了春天的无情之物,因此要叫燕子去咒骂它。这里借用北魏拓跋焘南侵刘宋的典故,以表达词人对清军的南侵屠杀所抱有刻骨的仇恨。
此词上片比兴,亡国之恨隐藏于春尽之恨之中,下片从实赋其事写入,全词描绘了一幅春光消逝、景色惨淡的画面,字里行间流露出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以及对复国的向往之情。
《解连环·孤雁》是宋亡后之作,是一篇著名的咏物词。它构思巧妙,体物较为细腻。在写其外相的同时,又寄寓了深微的含意。这首词可以透视出张炎词深厚的艺术功力。作者揉咏雁、怀人、自怜而为一,抒发了他的家国之痛,漂泊之苦,凄婉动人。词咏孤雁,实则借孤雁寄托作者宋亡后的伤感,也反映了宋遗民普遍生活体验及感触,具有典型意义。
上阕前三句写孤雁失群;接着写失群后的孤独。“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以困顿惆怅的情怀起笔,伴孤雁一起飞来。起句境界暗淡、空旷、寂寥、肃杀。楚江,指湖南地方。衡阳有回雁峰,又雁多经潇湘。潇湘、衡阳皆楚地。作者把雁置于这空阔的空间,不惟反衬雁之“孤”“小”,且为全词定下低沉的基调。惟其“空”,才愈见离群雁之“孤”;惟其“晚”,才更显离群雁之“凄冷”:可谓景中含情。这特定的审美感受,却是通过自然而平常的四个字,由视觉贯通了读者的触觉来传达的,下笔不可谓不“空”。“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离群而“散”,已觉“恍然”,而“万里”,更足可悲,这怎能不使孤雁在“惊”悸之余感到“怅”然若失呢?仅一传神之“怅”字,写事更写情,它把“离”前之可恋,“离”时之痛苦,“离”后之茫然的复杂的感情,曲折婉转地表达出来了。
这三句写出了孤雁之遭际,使人意识到了作者心绪之凄惨。南宋末年,国势垂危,生于此时的词人,对于时局自己深感无能为力,不胜忧愤,只好借物抒怀以寄托一腔幽怨。
既离群万里,则渺渺天地间惟一孤雁而已,自顾其影则不免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故只有另寻栖身之所,“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是这种孤栖自爱神态的写照。顾影,表示有深自珍惜。特别是一“欲”字,更是对这种想下未下、犹豫迟疑的神态的深刻把握和维妙维肖的刻划。“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在惊魂未定之际,目光所到之处, 只有寒水暮天相接,漠漠荒沙、瑟瑟衰草,依然荒寥而已。来亦孤单,去也孤单,只好徘徊顾影,使人进一步体味它的孤独。
“写不成书”两句,是写雁群飞行,排成一字或人,孤雁单飞排不成字,故说写不成书信,只能成一点,带回一点相思。从而巧妙地表达出前朝对遗民的思念。古人常以雁为传书使者。“只寄得、相思一点”,激起人们多少相思之苦与家国之苦,已无从分辨。如果说,“恍然”离散已使孤雁怅然若失因而无奈去别寻栖所的话;如果说,依然荒寥更足以使之凄怆伤神的话,那么,“写不”两句所表达的那种痛苦竟无人可告之情则转而化为某种程度的悲壮了:雁既失群于万里之外,不能和同伴共排雁字,只有向他们遥寄一片相思之情了,此其一;因此,违误了久困于胡地的“故人”的凝盼之情(“故人”殆指沦于北人之手切盼南归的故园父老),此其二;联系作为宋朝遗民的张炎当时朋友散失、家国破碎、孤身一人、满目凄凉的处境,可以想见,即使有书可传,那“故人”之愿又将告于何人?此其三。然而这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却是通过作者极疏淡自然之笔(两句用一事而又一气贯注)写出的。这正是“清空”特色的表现之一。
“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这是为雁立传,可以看到作者思想轮廓。表面上是说孤雁误了寄书,和苏武托雁寄书的心事。“残毡拥雪”,用苏武“武卧啮雪,与旃(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事表达心声。
从对上阕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作者无论写景还是状物,都能“不滞留于物”(《词源·咏物》),特别是对孤雁外部形象的描写和琐屑事件的叙述,即使是最简单的交代都省略了,而是摄神遗貌,紧紧抓住最能表现孤雁内心情感的神态(如“欲下”),把笔触伸向孤雁的内心世界(如“怅、惊、料”),栩栩如生地刻划出孤雁孤寂索漠的内心世界,给人一种艺术上的去芜存精的澄净感,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在此得到了曲折委婉的表达,即所谓“调感怆于融会之中”。
下阕更以化实为虚的方式体现了张炎词的“清空”本色。换头承前,叹息北去的南宋宫室艰难险恶的处境。而孤雁只能在夜雨中哀鸣,若是能在玉门关重新见到离失的伴侣,该是何等的惊喜!因“离群万里”,因而“谁怜旅愁荏苒”。“荏苒”表达迁延的意思。在形容时间光阴之绵长的“荏苒”前面冠以“旅愁”,其旅途之劳顿和愁之绵绵可知,且作者并不正面说此愁无人怜而以反问出之曰“谁怜”,除更觉情切动人外,已微透“怨”的消息,故下面紧接写道:“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说长门夜悄与锦筝弹怨。典出汉武帝陈皇后罢退长门宫故事。“长门”所“弹”者,昔陈皇后之“怨”;而筝柱斜列如雁行,故在此又是孤雁之“怨”。“谩”字,极度渲染孤雁的哀怨。作者以“浑化无迹”之笔,借陈皇后之事,将人、雁之“怨”一起写出,从而抒发了自己亡国之思家破之愁无人可告亦无人怜之的一片愁怨之情。
孤雁之哀愁既无人可告,那么雁之凝盼思归的急切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它多么盼望自己早一天飞到同伴身旁啊!可它不说自己身落寒塘之实境,却首先代同伴着想: “想伴侣、犹宿芦花。”不说眼前自己思念同伴之实情,却透过一层,言伙伴曾念自己在来年春前“去程应转”。伙伴们春天到来之前,应该回北方去了。这又是化实为虚,使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既婉转又空灵,它比正面诉说更能见孤雁之一往之深情。
“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随即是个飘渺的幸福的设想。玉关春雨,北地黄昏,却是将怎样和旅伴们重见呢?“怕”字含意深微。孤雁由“离群”之“怅”而生“谁怜”之“怨”,又由“怨”而生“暮雨”中之“呼”,从“呼”又生“怕”,于是读“暮雨”二句,读者脑海里会出现这样一幅动人的情景:瑟瑟秋风、潇潇暮雨中,望伴情切的空中孤雁,一声又一声呼叫,找寻着同伴,它要尽最后一丝力量飞到它们身边,倾诉离后之情。它坚信,同伴们就在不远的前方。然而,突然之间它又由“呼”而“怕”了:是怕见同伴于忽然之间,“怕”自己不胜那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喜悦和幸福潮流的冲击。一个 “怕”字,生动而逼真地刻划出雁经过长途跋涉,备尝离群之苦后幻想自己即将在“蓦然”间重见同伴时那种喜悦、激动而又有些不安、焦躁的复杂矛盾心理。
至此,孤雁之情已至深至切似乎无法再写,但作者意犹未尽,再次从虚处下笔,进一步替孤雁设想:“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长期的期待与渴望,一旦相见期近,反怕春期之骤至。虽能相见也无愧于寄身画栋珠帘双双紫燕了。从用意上看,此二句实承以上而来。即如上所述,孤雁之愁已至浓至厚,无法解脱,其望归思伴之情已至深至切,无以复加,但退一步说,即使雁之愿望无法实现,它也绝不愿像在春日融融中翩翩归来的“双燕”(暗指归附元朝者)一样,寄人檐下,以博主人一笑,从而表现出雁之孤高自傲的情怀,使其形象得到了升华。而在这空灵蕴藉中,作者不愿事奉新朝的心迹也得到含蓄而委婉的表露。这在情感上,表现为异军突起;在格调上,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峭拔。
由于作者在这首词里没有刻意于静态的摹写,而着重从孤雁内心情感的发展变化上——由“怅”而“怨”,由“怨”而“呼”而“怕”,写出了动感,因此,在意脉和情感节奏上,于自然流转之中包含着起伏跌宕,于空灵之中见出流动,从而给人以和谐的美的享受。
通观全篇,状物言情极尽精巧而不着雕饰痕迹,词人遣词炼意、体物抒情的精湛造诣淋漓尽现。全词多处用典,堪称咏雁佳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曰:“玉田《高阳台》,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与碧山如出一手,乐笑翁集中亦不多见。”张炎词善于咏物。从咏物词的整个方法、风格和寄意来说,这首咏孤雁的《解连环》更有代表性。词人刻画孤雁的形象妙肖传神,在咏物的方法上,紧扣一“孤”字展开描写,烘托渲染,以物喻人,将咏物与抒情合而为一,通过对孤雁的描绘,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尽蕴含在对孤雁这一形象的描绘中。
这首诗的前二联状写外家南寺的深秋暮景,景中寓情。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感慨,议论警醒。诗中用秋梧、晚烟、乱蝉等富有象征意义的凄凉意象,构成一幅萧瑟黯淡的深秋图景,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的体味诗人在诗中所涵咏的意味,体现了“神余象外”的艺术特点。
首联抑扬有致,渲染悲秋氛围。时值秋日傍晚,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伸展繁枝茂叶,不停地摇晃,舞动着一缕缕袅袅上升的炊烟。庭院内,秋风瑟瑟,秋露滴滴,诗人才感觉到深秋已悄然来临。梧桐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嘉美的奇树。齐谢眺《游东堂咏桐诗》说它“高枝百丈余,枝生既婀娜,叶落更扶疏”。一个“动”字,给梧桐树注人了生机,仿佛是它在傍晚时分当空舞动着轻袅的炊烟。秋日梧桐的繁盛丰茂,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错觉,使诗人未能强烈意识到秋色的浸染;只是满院的风露,才从触觉上使诗人真切感受到浓重的秋意。前扬后抑,顿挫有致。这两句不避重复,连用两个“秋”字,浓浓地酿造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气氛。
颔联虚实相参,传写故国哀思。眼中看到的是高岸崩陷,变成洼地,深谷填塞,反成山陵。诗人用自然界地理上高下易位的变化,比喻世事发生巨大变化,这觉指国破家亡。沧桑之感与悲怆之情,使诗人久久陷在深重的忧愁觉。而西坠的残阳,乱噪的寒蝉,又添愁助恨,使诗人更加心烦意乱。这觉,“高岸”、“深谷”并非“眼中”所见的实有之景,而是诗人拈来比喻的虚拟之物;“残阳”、“乱蝉”是“眼中”具象的实有之景,诗人却将它们置于抽象的“愁觉”。笔姿虚实互生,更增沉郁之情和顿挫之致。
颈联今昔对比,喟叹沧桑巨变。元氏家族几代为官。曾祖做过北宋的隰州团练使,祖父为金朝的柔服丞,父隐居不仕,叔父格屡任县令,诗人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可谓“世代衣冠”。然而,金亡后,他沦为阶下囚、亡国奴,自此,他抱定“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衰年那与世相关”(《乙卯端阳日感怀》)的生活宗旨,成为金朝遗民。从昔日的“世代衣冠”到今日的“中原布衣”,他有多少故国盛衰兴亡的感叹啊!他回到儿时读书的外家南寺时,人已垂垂老矣,物是人非,怎不追忆当年那寻梨觅栗的生活情景呢!从“衣冠”到“布衣”,地位悬殊,从少年到白头,岁月漫长,时空的强烈对比呈示诗人内心巨大的怆痛。
尾联抚事兴叹,回首人生历程。诗人从外家南寺“僧窗借榻眠”开始读书生涯,辗转二十多年后,又回到外家南寺,“依旧僧窗借榻眠”。人生仿佛画了一个圆圈,一切重又回复原样。只是诗人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经历了人世间各种变迁,参透了人生真谛,如今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平平的叙述,却蕴含着深沉的身世感叹和深邃的历史内涵。“依旧”二字看似等闲,万不可轻轻放过:以前是金廷臣民,现在金廷虽亡,自己“依旧”不改忠于金廷的初衷。这二字正体现了他矢志不仕的民族气节。
这首诗善于运用富有内蕴的物象呈露内心情感世界的震颤。秋梧、晚烟、风露、残阳、乱蝉,这些肃杀、萧瑟凄凉、衰微的意象,一经诗人驱使,即准确而有力地渲染了环境氛围,成为诗人宣泄哀伤悲痛心绪的媒介。这首诗又善于在平和冲淡的叙述中寓含深刻强烈的议论。“今日”、“当年”的兴亡感喟,“白头”、“依旧”的忠贞信念,不着一字,却让人受到深深的感染,其内含的精神力量胜过长篇泛泛而谈的大论。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当时杜甫正流寓夔州,因瞻拜武侯祠有感而作此诗以悼念诸葛亮。该诗前两句描写庙内、外的景色,描写山之空寂,也暗示武侯一生的志业早已随岁月而消逝,回首往事一切皆空。后一联诗以短短十个字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道出了武侯放弃早年隐居南阳的生活而终身尽瘁国事,以身许国、义无反顾的境遇和心情。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这两句写诗人瞻仰武侯庙所看到的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上句写庙。诗中“丹青”,指庙中的壁画;“落”,剥落、脱落。从“遗”字和“落”字可想而知,前来祭拜的人很少。想当年诸葛亮为蜀汉的创建和巩固,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而诸葛亮的遗庙竟是这样的景象,诗人顿生感慨。再看下句,诗人站在武侯庙放眼四望,周遭环境也是如此的空寂和荒凉。“空山”,指白帝山。诗人用一个“空”字,似乎是说这山上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说明人迹稀少;一个“长”字,说明草木无忧无顾地生长,倒很茂盛,进一步反衬出武侯庙位于一片荒山野草之中,是多么的令人感伤!
“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这两句由武侯庙写到诸葛亮,对诸葛亮的出山辅佐刘备以及后主,赞叹有加。诗人似乎还能听到诸葛亮作《出师表》辞别后主的声音,可他壮志未酬,病死军中,在也无法功成身退,回到故地南阳啊。上句“犹闻辞后主”,“辞后主”,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出兵汉中,实行伐魏,临行上《出师表》,向后主刘禅辞行,告诫后主要亲君子,远小人,表明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下句“不复卧南阳”是上句的继续,由于诸葛亮将一生献给蜀汉事业,在也不能回到他的躬耕之地南阳了。“南阳”,郡名,诸葛亮曾躬耕于此。“不复”二字,既写出了诸葛亮为报答刘备三顾之情,将一生献给蜀汉事业的伟大功业和奋斗精神;也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赞叹之情和无法功成身退返故乡的惋惜之情。
这首诗虚实相生,融情于景。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这首诗可以说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