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陆游寄居他乡，获得两间房子，屋子狭窄而深邃，形状宛如小舟，所以将屋子命名为“烟艇”。客人说：“真奇怪啊，屋不是船，就像船不是屋，可以认为它们相似吗？船本来有高大明亮，内部幽深华美甚至胜过宫室的就被称作屋，这样可不可以呢？”
陆先生回答：“不是这样的！新丰不是楚地原来的丰邑，虎贲卫士不是中郎将。这样的道理谁不知道？心里真正喜欢但却得不到，得到一个粗略相似的，就会以心中所喜欢的来为它命名。依照这样的名字考察实际所指的东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又有什么错呢？我年轻时就多病，自己想着不能在当世施展微小的作用，所以曾有所感慨产生了归隐江湖的念头，但因为迫于现实的饥饿、寒冷，又有妻儿拖累，我就只能把自己的志趣寄托在烟波洲岛之间，一日也不曾忘掉。假使再过几年，儿子们能够胜任耕种的劳动，女儿们能够胜任织布的劳动，衣食勉强不缺，这样以后得到一叶小舟，就砍砍柴、钓钓鱼、卖卖菱角和芡实，乘着小船进入吴淞江，逆流而上到严陵濑这个地方，游历石门涧、沃洲之后再回来，把小船停靠在苍翠的山峦下，醉了就披散头发击舷唱唱吴歌，难道不快乐吗？虽然高官厚禄和一艘小船相比，穷困与显达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然而这两者都是身外之物。我知道很多的俸禄不可强求，就不能不念念不忘一叶之舟，那果真能求得吗？归隐山水的意愿使我的胸怀浩大空旷，可收纳云霞日月的雄伟壮观，能包揽雷霆风雨的奇异变幻，即使居住在狭小的房屋，而常觉得像顺流行船，转瞬之间游于千里之外，这样看来，谁能确定这屋子真的不是烟波上一艘小船呢？”
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一日作此记。
注释
陆子：陆游自称。
寓居：陆游当时在临安租房居住，因此称为寓居。
楹：计算房屋的单位，一间为一楹。
高明奥丽：高敞明亮，宏深壮丽。逾：超过。
新丰非楚：新丰并不是楚地的丰县。汉高祖刘邦本是楚地丰县（在今江苏西北）人，称帝后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其父思念家乡故人，刘邦便在故秦骊邑仿丰地街巷筑城，建新丰，并把丰县的故人搬来，以取悦其父。新丰故城在今陕西临潼东。
虎贲非中郎：犹言那勇士不是中郎将蔡邕。虎贲，勇士之称。东汉名士蔡邕曾任中郎将，后为王允所杀。他的朋友孔融看到一虎贲士貌似蔡邕，酒酣，引与同座，并说：“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型。”（见《后汉书·孔融传》）贲，通“奔”。
粗得其似：大致相像。粗，粗略。
因名以课实：依据名称去考求事实。
江湖之思：隐居的打算。江湖，江河湖海之省称，一般用以指隐居生活。
累劫：屡次遭到灾祸。
杳霭：烟云隐现的样子。
胜：胜任。
鉏：同“锄”。
荻：多年生草本植物，秆可编织席箔等。
芰：菱角。
芡：一名“鸡头”，种子称“芡实”，均可供食用。
松陵：地名，在浙江绍兴、桐庐间。
严濑：指严子陵隐居之处，在今浙江桐庐南。濑，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
石门：山名，在浙江青田西。
沃洲：山名，在浙江嵊县。
玉笥：山名，会稽山的主峰，在浙江绍兴东南。
万锺之禄：古代高级官员的俸禄。锺，古代计量单位，六斛四斗为一锺。
眷眷：依恋不舍的样子。
浩然廓然：宽阔广大的样子。
容膝之室：室小仅能容双膝，极言其狭小。
放棹：指放船。棹，摇船的用具，这里指船。
瞬息：一眨眼一呼吸之间，谓时问短促。
这篇文章由取名的奇特而引起——一位客人代读者向作者提出了这个疑问： “屋是屋，舟是舟；屋之非舟，就像舟之非屋。若您认为二者有相似之处，所以把小屋取名为‘烟艇’；那么，有些舟船的高大明亮、深邃富丽甚至超过了宫室，您难道也把这些舟船称之为‘屋’吗？”对此，就引发了作者一大通的议论，而其主旨即在于下面这句： “意所诚好而不得焉，粗得其似，则名之矣。”也就是说，作者虽然身困于小屋之中，但心所向往的却是“烟艇”；现在二者既有某些相似，那就何不借给小屋取名为“烟艇”，以之寄托自己的志趣，填补“求而不得”的心理缺憾？文章就用“逗人悬念”的方法开头，然后结出此文的主题： “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即是： 身居陋室而心怀烟波浩淼的隐逸生活。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烟艇”这个词语实际已成了隐逸生活的“感情象征”。这个“感情象征”的形成，时间很早，其源似乎可以推溯到《史记》中所记载的范蠡，他于辅助勾践灭吴之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就隐约出现了“烟艇”的“雏形”。后来，有许许多多文人又进一步对之“加工”，就形成了对于“烟艇”的更加生动优美的描绘。举其最常见者，如中唐人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其平生大愿是“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而他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就更为他的“烟艇”生活披上了一层“诗”的美丽外衣。再如苏轼，在他有名的《前赤壁赋》中也出现过如此旷逸的意境：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这里的“一苇”和“一叶扁舟”，实际上也就是“烟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至于陆游本人，他对“烟艇”生活亦即隐逸生活的向往，更可举其《澄怀录》中对朱敦儒隐居生涯的记述为例： “朱希真居嘉禾，与朋辈诣之。闻笛声自烟波起，顷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请看，朱敦儒放舟于烟波之间，吹短笛而唱渔歌的隐逸生活就是这样逍遥自在，优哉游哉。所以，陆游把自己的小屋命名为“烟艇”，就明显地寄寓着他对这类隐逸生活“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无限企慕之情。对于这种生活理想，他在此文里也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写： “得一叶之舟，伐荻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上严濑，历石门、沃洲，而还泊于玉笥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顾不乐哉！”在这段话中，似乎看到了古代无数高人隐士的身影，也似乎预见了他在晚年所作《鹊桥仙·一竿风月》中所勾画的“自我形象”：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故而，陆游之为小屋取上一个奇特的“烟艇”之名，实有深意存焉。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 陆游当时正值初入仕途之际，又年当身健力壮之龄（三十七岁）；照理，一个人产生隐逸之思常是在倦于官场及年晚力衰之时，但现今却提前出现了这种欲求退隐的心理倾向。对此，仍应从此文的字里行间去细求。文中一曰： “予少而多病，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二曰： “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这就提供了两方面的答案： 第一，作者其实早有“用世”之大志（他早在三十二岁所作的《夜读兵书》诗中就说过： “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但因投降派的打击（他三十岁赴礼部试时曾被主考官名列前茅，却为秦桧所黜落），迟迟未能伸展其大才。现今虽在京师任职，然而仍“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所以就自然而产生那种思欲归隐的思想。第二，作者尚有生计之累，于此，也生发了“做官不如回家种田打鱼”的牢骚。故而，陆游之名其小屋为“烟艇”，一方面是表达了自己从中国士大夫传统思想中承传而得的隐逸情趣，另一方面却又可以看作是他怀才不遇、不满现实的愤懑情绪之表露。只有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看，始能比较全面与深刻地认识他此时此地的复杂心态。
中国古代文人常会遇到这样的心理矛盾：是“入世”，还是“出世”。是为国家建功立业，还是退隐江湖，做一个高人隐士。在他们看来，这两方面就像“鱼”与“熊掌”那样，都是“我所欲也”却又“不可得兼”。于是，便出现了李商隐那种思欲“调和”或“统一”这二者的诗句：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也就是说： “隐逸江湖”之思，是终身所怀的愿望；不过，真正的归隐，当在干过一番回天转地的大事业、两鬓斑白之后方始心安理得地实行。可惜的是，这种理想除开极少数人（如范蠡）外，几乎都无法做到。因而，陆游在此文中就改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述他那既不能效功于当世又不能真正归隐江湖，既身困于陋屋闲官又强烈心怀故乡田园的苦恼；而如果再深一层挖掘，便可从其“反面”发现： 作者的真正愿望却仍在李商隐的那两句诗中。这样，通过“剥笋抽茧”式的分析，就能透过其表层的翳障而直探其心灵奥区： 此文实际是以旷逸之语来发泄他思欲用世而不能的苦闷——果然，在此文写后不久，陆游便有机会积极投身于当时的抗金北伐战争中去了（先是上书《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主张北伐；后是改调镇江通判，筹画军事）；到那时，既不见了他困于“饥寒妻子之累”的倦色，也听不到他“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的喟叹，而只看到一位“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壮岁从戎》）的爱国志士，正奔忙出没于抗金前线……
根据以上分析，此文在写作上的特点，除开其发端的故设悬念、引人好奇之外，主要还在于它的借题发挥和弦外有音。“借题发挥”是指借给小屋取名为“烟艇”来抒发他那“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隐逸志趣；“弦外有音”又是指它的表面作旷达语而实际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牢骚——作者在他后来回忆这段“百官宅”的生活时，尚有诗曰： “簿书衮衮不少借，怀抱郁郁何由倾？”（《往在都下时与邹德章兵部同居百官宅无日不相》）特别对于这后一点，读者须细心体味，方能察其真谛。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情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辞，和汉乐府最长的《孔雀东南飞》同是写夫妇的殉情之作。全诗四句，一气呵成，每句一顿，每顿愈深，叙述出悲惨事件的完整过程，抒发诗人惋惜、悲痛、悔恨之情，真切而深刻。
全诗虽只有十六字，里面却是蕴含了丰沛的情感和激烈的心理冲突：“公无渡河”表警止；“公竟渡河”表惊叹；“渡河而死”表哀叹；“当奈公何”表无奈。此诗叙述方式上用的是第二人称，这是面对逝者倾诉亲人悲泣与哀悼的表达方式。诗歌以妇人的口吻，通过妇人对丈夫行为发展的话语反应过程，有效地表达出妇人在面临丈夫遇难全过程中心理的变化：开始是急促的警告阻止，阻止失败后的惊呼，在面对已经预知的悲剧发生后的哀戚，之后是无法阻止悲剧发生的无力感。虽然文字浅显，但是，每一句里面都蕴含了无可复制的情感，每一句都是一次情感矛盾的深化。最后一句含不尽之意，甚至可以将它引申解读为“当奈公何？当奈我何！”女主人公在这一刻的心理矛盾达到了极点，最终她选择了殉情，这也令目击者和传诵这个故事的人不胜感伤因而为之传唱不息。全诗以“河”为韵，前三句都有“河”字，这是诗中主人公遇难之所在，亦是诗人目击心伤之所在。全诗以“公”字与“河”字连锁全篇，体现了诗人全部思绪倾注萦系于此，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沉痛莫名的艺术效果。
这首歌辞总共只有四句，明白简洁，但其情调则悱侧凄怆，蕴藉深厚，直入于人类心灵的深处，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面对着咆哮的无情河水，她长歌当哭，继以身殉。这个惨剧，似乎能够向人们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要慎所往，尤其是在世态无常、前路莫测的关头切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招致祸殃。这也是能引起人们共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