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自小不同人交往,一心爱好在六经。
行年渐至四十岁,长久隐居无所成。
最终抱定固穷节,饱受饥饿与冷。
屋风凄厉,荒草掩没前院庭。
披衣坐守漫长夜,盼望晨鸡叫天明。
没有知音在身边,向谁倾诉我衷情。
注释
罕人事:很少有世俗上的交往。
游好:游心,爱好。
六经:六种儒家经典,指《诗》、《书》、《易》、《礼》、《乐》、《春秋》。这里泛指古代的经籍。
行行:不停地走,比喻时光流逝。
向:接近。
不惑:指四十岁。
淹留:久留,指隐退。
无成:指在功名事业上无所成就。
竟:最终。
抱:持,坚持。
固穷节:穷困时固守节操,意即宁可穷困而不改其志。
饱:饱经,饱受。
更:经历。
弊庐:破旧的房屋。
交:接。
悲风:凄厉的风。
没:掩没,覆盖。
庭:庭院。
“披褐”二句:表现寒夜饥寒交迫的窘状,即《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所说“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之意。
孟公:东汉刘龚,字孟公。皇甫谧《高士传》载:“张仲蔚,平陵人。好诗赋,常居贫素,所处蓬蒿没人。时人莫识,惟刘龚知之。”陶渊明在这里是以张仲蔚自比,但是慨叹陶渊明却没有刘龚那样的知音。
翳:遮蔽,隐没。此处有“郁闷”之意。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
王维这首为贾至《早朝大明宫》而写的和作,利用细节描写和场景渲染,写出了大明宫早朝时庄严华贵的气氛,别具艺术特色。
诗一开头,诗人就选择了“报晓”和“进翠云裘”两个细节,显示了宫廷中庄严、肃穆的特点,给早朝制造气氛。古代宫中,于天将亮时,有头戴红巾的卫士,于朱雀门外高声喊叫,以警百官,称为“鸡人”。“晓筹”即更筹,是夜间计时的竹签。这里以“鸡人”送“晓筹”报晓,突出了宫中的“肃静”。尚衣局是专门掌管皇帝衣服的。“翠云裘”是绣有彩饰的皮衣。“进”字前着一“方”字,表现宫中官员各遵职守,工作有条不紊。
中间四句正面写早朝。诗人以概括叙述和具体描写,表现场面的宏伟庄严和帝王的尊贵。层层叠叠的宫殿大门如九重天门,迤逦打开,深邃伟丽;万国的使节拜倒丹墀,朝见天子,威武庄严。以九天阊阖喻天子住处,大笔勾勒了“早朝”图的背景,气势非凡。“宫殿”即题中的大明宫,唐代亦称蓬莱宫,因宫后蓬莱池得名,是皇帝接受朝见的地方。“万国衣冠拜冕旒”,标志大唐鼎盛的气象。“冕旒”本是皇帝戴的帽子,此代指皇帝。在“万国衣冠”之后着一“拜”字,利用数量上众与寡、位置上卑与尊的对比,突出了大唐帝国的威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背景。
如果说颔联是从大处着笔,那么颈联则是从细处落墨。大处见气魄,细处显尊严,两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作者于大中见小,于小中见大,给人一种亲临其境的真实感。“仙掌”是形状如扇的仪仗,用以挡风遮日。日光才临,仙掌即动,“临”和“动”,关联得十分紧密,充分显示皇帝的骄贵。“衮龙”亦称“龙衮”,是皇帝的龙袍。“傍”字写飘忽的轻烟,颇见情态。“香烟”照应贾至诗中的“衣冠身惹御炉香”。贾至诗以沾沐皇恩为意,故以“身惹御炉香”为荣;王维诗以帝王之尊为内容,故着“欲傍”为依附之意。作者通过仙掌挡日、香烟缭绕制造了一种皇庭特有的雍容华贵氛围。
结尾两句又关照贾至的“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贾至时任中书舍人,其职责是给皇帝起草诏书文件,所以说“朝朝染翰侍君王”,归结到中书舍人的职责。王维的和诗也说,“朝罢”之后,皇帝自然会有事诏告,所以贾至要到中书省的所在地凤池去用五色纸起草诏书了。“佩声”,是以身上佩带的饰物发出的声音代人,这里即代指贾至。不言人而言“佩声”,于“佩声”中藏人的行动,使“归”字产生具体生动的效果。
这首诗写了早朝前、早朝中、早朝后三个阶段,写出了大明宫早朝的气氛和皇帝的威仪,同时,还暗示了贾至的受重用和得意。这首和诗不和其韵,只和其意,雍容伟丽,造语堂皇,格调十分谐和。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盛唐人和诗不和韵”,于此可窥一斑。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