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系《塞下曲》组诗之一。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为第四首,描写边防将士取得重大胜利后,边地兄弟民族在营帐前设宴劳军的场面,气氛热烈融洽,赞颂了边地人民和守边将士团结一心,保卫国家安宁与统一的豪迈气概。
此诗语言精炼含蓄,情态活跃鲜明,细吟组诗,军营之生活,守边之艰苦,胜利之欢腾,无不历历在目,令人感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野外天幕下设下劳军盛宴,边疆兄弟民族都来祝贺我军凯旋。
喝醉酒后还要和着金甲跳舞,欢腾的擂鼓声震动了周围的山川。
注释
敞:一本作“蔽”。
琼筵:盛宴。
雷鼓:即“擂鼓”。
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作品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语言朴素,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二者各司其职,成“双美”之势。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出处同上)。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此四句之描写,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评上二句:“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讨厌话,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驾车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岖,皆使人兴致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满了生机、韵律,令人欢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万物畅育,正当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天好则出游,农忙则耕种,登高则长啸,临水则赋诗。劳动、自然、人文,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归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