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往日,在围城困守了整整十月,战火中苦挣扎与鬼为邻,如今与朋友在他乡欣然相会,我头上已添了白发簇新。
只恨我,不如那南飞的大雁,羡煞你呵却是个北归的行人。
我好比长于说《诗》的匡衡,功名的福分本自微薄,我又像离开国都的虞翻,骨相多蹇命运艰屯。
老眼昏花的天公,从来就只是如此颠倒,身处穷途的遗民,也无须互诉无限的酸辛。
注释
围城十月:从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三月汴京被围,至天兴二年正月崔立与蒙古议降,蒙古军撤围,前后长达十个月。
鬼为邻:与鬼为邻,意思是离死亡不远。异县:意思就是他乡,这里指聊城。
独:副词,表示对比与转折的意思,略同于“却”。
匡鼎:就是西汉经学家匡衡,汉元帝时官至丞相,后得罪免为庶人。他对《诗经》深有研究,故说“言诗”。
去国:离开国都。国,都城。
虞翻:三国时东吴人,曾任孙权的骑都尉之职。后因多次犯颜直谏,贬官交州(在今广东、广西一带),他自恨命运不好,曾表示生时无人可与互相交谈,死后当以青蝇作为吊客,并说:“使天下有一人为知己,足以无恨。”
骨相:人的骨骼相貌。古人认为骨相可以决定人的贫富祸福。
屯:艰难、困顿。
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好友李彦深来到聊城探访身被拘管的元好问。老朋友的突然来访,给诗人那痛苦而屈辱的囚徒生活带来了线喜悦,同时也勾起了诗人亡国遗臣的无限辛酸。正是在这种心情之下,诗人写下了这首诗歌。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在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在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就像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正像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也无补于世,没有谁能听得进去。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么朝廷就不能区分忠奸。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像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像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像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像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像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诗人说: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不至于如此。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自然没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像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在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词上片,以五韵十句四十一字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用不同笔法描绘初夏景象风光。五韵是为五层,在写景上,显示出柳词长于铺陈的特点。开端“淡烟飘薄”用极细致的笔触概写天气晴好的氛围,透出闲雅的情调。次韵“莺花谢、清和院落”,词人转而择取庭院中“莺花谢”这一标志春已去、夏来临的典型景物来点明时令的变换,又用“清和”二字来泛写院中的初夏气象,并暗示出词人此刻平和的心境。第三韵词人的视线集中到院落中那棵荫荫的大树,翠绿的“树阴”,像篷帐一样覆盖出浓荫的“密叶”,描绘了初夏万物生发的旺盛的生命活力。接着词人由地面的浓荫写到了天空的浮云,“麦秋”时节雨后的天气显得特别地明朗清新,而空中的云朵不时变换着形状,像“奇”异的山峰“倚”在“寥廓”的天空上,在词人的笔下,游动的云而能“倚”,可谓是神奇的自然景观,阔大、辽远、壮观,给人以一种舒朗畅快的感觉。在对自然景象描写之后,第五韵转入对院外具体景物的状写,“波暖银塘,涨新萍绿鱼跃”二句使词情达到欢乐的高潮。暖暧的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池塘,池塘里已长满了新鲜明绿的萍草,映着波光在水中飘摇,还有那活泼的鱼儿不时跃出水面,向人们展示它们愉悦的心情。“银”字给池塘披上了一层光亮的外衣,大大渲染了气氛;“暖”字和“新”字,不仅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喜悦,更使画面形成清新的暖色调;“涨”字和“跃”字,又写尽了万物生机的勃发之象,词人面对此大好景色的欣喜兴奋也就不言而喻了。
“想端忧多暇”三句用于上片结尾,在绘景之后,以领字“想”引出,转入抒发感想,自然、流畅。此典见于谢庄《月赋》,原意是说曹植因丧友忧愁郁闷,无心观赏夏日美景,以致使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词人反用此典,惋惜曹植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的景色空自忧伤。而自己绝不会如此,借以表达面对美景时的舒畅心情。
过片首韵共四句,连用三典。“铄石天高”二句,“ 铄石 ”、“流金”见于《准南子·诠言》。词人用以形容夏日天气炎热的程度,已到了可使金石熔化的地步。这也使得接下的二句“楚榭光风转惠,披襟处、波翻翠幕”更有意义,如此的炎热之际,能有阵阵轻风拂面,必然十分惬意。于是词人先以《楚辞·招魂》中“光风转蕙”一句写夏日晴风带来的美景,再接以《风赋》中楚王游于兰台披襟迎风之典,写出了“披襟处、波翻翠幕”之句,楚王“披襟”之后而赞“快哉此风”,词人敞开衣襟之后,迎风之快感,不必明言而自在其中,更何况词人还配以夏风拂水“波翻翠幕”的美景。
这时,词人的兴致更高了,不由产生了“以文会友”的雅兴,“以文会友”出典于《论语》,原文“以文会友”的目的在于“以友辅仁”,而柳永用来,只以之表现文友相聚的欢乐,所以他兴致勃勃,来一番,“沉李浮瓜”的消夏游宴,此处又用了曹丕消夏宴游的典故,不过,曹丕之“浮甘瓜”、“沉朱李”是在伤痛中忆旧的欢会,柳永却只取其欢会之意,与上句“以文会友”相连,极好地表达了作为一个文人的清雅及情趣。但此次,柳永与友人间不是次庸俗的宴饮玩乐,这从“忍轻诺”三字可以看出,老子曰:“轻诺必寡信”,柳永在“轻诺”前先用一个“忍”字,强调了朋友间的信任,在“以文会友”二句中,三个典故一起连用,一气呵成,浑然有如一体。结拍“但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欢情达到了最高潮,全词也就定格于此。结尾“尽成欢乐”四字,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通过一连七个典故的运用,词人一步一步表情达意,恰如其分,不仅使词意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展延,而且这些化用还极有助于此词古雅格调的形成。再有,此词之七处用典,除《月赋》“陈王”一典需检视原作稍嫌费解之外,其余六处都可以说达到了《颜氏家训》所说“用事不使人觉”的境地。故而用典虽多,却并没有影响全词明快畅达的总体风格。
此词描写夏景及消夏宴饮的欢乐,在《乐章集》中是一首较为特别的词,也是一首值得称道的词。特殊之处也即为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从描绘的景象看,此词描绘的是初夏的自然风光和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取代了柳词中常见的或旷远萧瑟或衰败冷清的秋之暮景。
第二,从抒发的情感看,此词没有柳词中常见的那种或浓重、或隐幽之愁绪,代之以轻快的笔调,抒写出愉悦的心境。在《乐章集》中,似此词这般闲雅欢娱的情调是不多见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从词的下片“别馆清闲”一语和末韵“尽成欢乐”一语的明白表述可以看出,从词的上片的绘景中,也可想见词人舒畅的心情;更有陈王“是日”、楚王“披襟”、曾子“以文会友”、曹丕“沉李浮瓜”诸典故的明示暗言,使全词充溢着闲雅欢娱的情绪。
第三,从抒写的手法看,此词除上片之景语与下片直叙欢宴外,使用了一连串的典故,用典之多在柳词中十分少见,用典中有反用又有正用,且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典故的运用能够做到“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张炎《词源》),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词人要表达的感情。
第四,从所用的语言及表现出的情调看,这是一首颇具豪气、绝不涉及艳情的极其雅致的典型的文人词。不仅典故的运用使词显得古雅,而且“披襟”的动作表现出词人的疏放,“以文会友”的举止表现出作为文人所特有的情雅。在语气上,“岂须河朔”的“岂须”二字,“但尊前随分”的“但”字,表现出其消夏的兴致和天性中的那种不拘的豪气。末韵“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略微透露出柳永喜好艳情的本性,但对于整首词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
从审美的角度看,柳永叙写羁旅愁思与男女情爱的作品,大多写得缠绵悱恻,具有阴柔之美;而此词相对来说,是具有一定阳刚之气的。
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诗人说:“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不可能说得了,道得清。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他说:“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像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诗中写道:“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能骑乘骏马,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于是他说:“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像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此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