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上片先写夜景。“暮景萧萧雨霁”两句写玉宇在暮雨初霁之后的恬静、幽美和辽阔。“云淡天高”让人体味出阔大，而只有在静境中才会感觉到“风细’。前句的“萧萧雨霁”作为时间背景也烘托了后句的环境氛围。正是“萧萧”雨声之止才让人更鲜明地体察到“云淡天高风细”之景。下面三句紧承“暮景”二字，着力描写月色，“正月华如水。金波银汉，潋细无际”。夜空中，明月与银河交相辉映，波光闪闪，在这如水的月色中，天地如同浸入水中的玻璃世界。“月华”、“银汉”原本既是博大又壮丽的自然意象，词人在这里更以“潋细无际”四字来有意识地突出它们的浩瀚与无限。柳永是善于描写月色的，像流传千古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寒蝉凄切》），融情入景，在一弯残月中寄托了万种离情；而《倾杯乐·皓月初圆》一词又在“皓月初圆，暮云离散，分明月色如晴昼”中写尽了女主人公的离愁别恨。这首词则以如水的月光多方烘托词人的怀人之情。接下来，“冷浸书帷梦断”三句写词人因冷气侵入房中而从梦中醒来，披衣来到台阶上。这三句远承“风细”二字，由自然景物写及人的认为方式，以“冷浸书帷”来体现“风细”，并修饰“梦断”，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词人因难耐月夜的清冷之气，而从梦中醒来，其实不然，下面一句“披衣重起”的“重”字暗示了其中端倪。“重”是又一次，再次的意思，说明词人在这一夜中已不是第一次“梦断”而起。那么，词人为何一次次地从梦中醒来？不停打断他梦境的又是什么？

　　过片首句继续写景，“素光遥指”，但“遥”字已透出念远怀人之意。“因念翠蛾”三句道出了上片词人梦断重起的真正原因，所思的女子远在千里，音讯难通。一同沐浴着如水的月光，“杳隔音尘”的她显得若近若远，若即若离，这正契合了词人此刻思之而不得的惆怅。接下来一句“相望同千里”，远承“月华”，近承“素光”，从双方着笔，同望明月，借月传情。典出自谢庄《月赋》的“隔千里兮共明月”，又与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柳永不是苏轼，他是没有苏轼的旷达的，所以他“尽凝睇。厌厌无寐。渐晓雕阑独倚”，一直注视着夜空中的明月，孤独惆怅，难以入眠，天色将明，仍独倚雕阑，其内心的哀伤由此可见。

　　全词以明月为主线贯穿情思，虽叙相思，却逸怀超尘，语言清雅，乃柳永词中之佳作。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这是一首应制的七言歌行，记述武后访问龙门之事。史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

　　此诗的几个词语需要解释。“黄道”是太阳的轨道，因此也就是帝王之道。“鼎”是王朝正统的象征。“瑶池”是周穆王与西王母欢宴的地方，这里暗示过度奢侈或纵欲的要求。

　　宋之问赞美武后的出游，用了许多较早的京城歌行的技巧，但他将夸张的描写诗句连接成近于叙述的形式，显得更加复杂。七世纪七十年代的京城诗人从京城赋中借来结构，以某种讽喻或否定的反应修饰他们对声色之美的赞扬。这种结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诗人仍然需要以某种道德评论结束诗篇，所以宋之问在结尾赞美了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及道德力量。

　　这首诗不时出现宫廷宴会诗的惯例。最先出现的两句七言诗（第五、六句）不对偶，但是随着诗人开始描写风景，各联诗就完美地相配了。诗人也未放弃宴会结束的长段描写，落日和淹留的快乐都写得与宴会诗一样得体。这种华美的描写风格一定曾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杜甫在安禄山叛乱后，回忆唐朝失去的繁盛时，常常哀伤地模仿这种宫廷描写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