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
此词蕴含了词人丰富的情感：久别重逢的喜悦、宦海沉浮的悲惋无奈和离别在即的愁绪。全词想象奇特，虚实相生，虚实处理得当，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富有浪漫色彩。
此词上片抚今追昔。
先怀念过去。久别的朋友来访，词人无比喜悦地与朋友畅谈从前：当年自己与朋友一同参加科举殿试，同榜及第，金銮殿上一同被皇上唱报名次，然后一同跨马游街，到琼林苑赴宴赏花，在繁华的汴京，自己和朋友都觉得春风得意、前程似锦。
再感慨现在。分别十年，岁月沧桑，如今自己却远离京城、身贬滁州、官职低微，多年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无所成就，徒然辜负了当年皇上的隆恩和风光荣耀。过去的得志与现在的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抒发了词人对过去春风得意的岁月的怀念与留恋，对自己宦海浮沉、如今遭受贬谪的境遇的郁闷与悲叹。
下片抒写对朋友的情意。
先写对朋友的留恋与关心。听说朋友要去赴任的阆州和神仙的住处相通，那么自己今后就再也见不到朋友了，即使登上高楼也够不着神仙之地，看不到朋友的家。久别重逢，自是喜悦，但离别在即，分别难再相见，怎能不让人依恋不舍；何况朋友任职的四川阆州与自己的贬所滁州相比，是更偏远、蛮荒之地，自己和朋友“同是天涯沦落人”，朋友也要善自珍重啊。
再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的离愁别绪。朋友的离去，使滁州似乎变成了孤城，太阳不再令人温暖，一天天的日子显得空虚、难以打发，生活孤单、清冷、无聊，心里充满无尽的离愁，只能将思念付予那些经霜的红树以及与它们相连的远处的红霞。
此词风格飘逸。首先，多重时空转换变化，有重聚的现在，有同榜及第的十年前，还有即将到来离别之后；有词人与朋友都风光得意的汴京，有词人“薄宦老天涯”的滁州，有朋友即将赴任的阆州，还有神仙居处的阆苑，境界开阔。
其次，多处用虚笔，回忆过去，想象朋友的去处，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在滁州的情形，笔触灵动超逸。最后，想象奇特，词人忽发奇想，将人间僻地的阆州点化为天上仙境阆苑，赋予阆州以神奇、浪漫、缥缈的特点，具有神话色彩。
再次，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阆山”通“阆苑”，“滁州”望“阆州”，展现了多重时空的组合变化。“闻说”二字导入传说，忽又接以“楼高”句设想将来，灵动超逸，挥洒自如。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