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写济南初春雪后乍晴以及泉眼之多。“山郡逢春复乍晴”句,紧扣诗题,“山郡”点明济南是一座群山环绕的城市;“逢春”和“乍晴”是交待诗的具体形象所赖以产生的节候。续句“陂塘分出几泉清”,表现号称“泉城”的济南最典型的景色。济南城区,有七十二泉分布各处,春来冰雪消融,地下有充沛水源,于是处处泉眼都有清流汩汩涌出,泉水分流汇合城内城外,碧波荡漾,随地皆成陂塘。此句炼在“分”字,分而知泉眼之多,泉多水丰,故能形成陂塘池沼,这才成其为泉城。
后两句写大明湖清丽纯净的奇伟景象。“郭边万户皆临水”,是描写大明湖及趵突泉一带城区的特殊景观。在济南旧城的四沿(即诗所说的“郭边”)环绕着由珍珠泉、美蓉泉、王府池、趵突泉等七十二泉涌水所汇成的河流水域,其中北部的大明湖水域尤擅景观之胜,民户鳞次栉比,傍水而居,清流逶迤。房舍掩映,这是济南胜致。此句“临”字比较关键,它体现了泉水和居人自然地交织汇合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形成的美感。最后“雪后千峰半入城”句,是渲染春天乍降时,山郡济南所见。济南群山环绕,南有千佛山、四里山,北有卧牛山、华不注、鹊山等等,群山巍峙,层峦叠嶂,林木苍翠,钟灵毓秀。环城四顾,山色青冥,美不胜收。清人刘风诰有一联曾曰:“一城山色半城湖”,群山本不“入城”,因“雪后”看上去特别近,故有“千峰半入城”的错觉。比“一城山色”的写法,更有别趣。
这首七绝四句纯然写景,不露声色,景中饱含深情,情景交融,极富情致。无论是“逢春复乍晴”的好天气,还是潺潺而流的清泉,以及湖水中倒映的“雪后千峰”等,都包蕴着诗人对济南初春的审美喜悦,流荡着一种迷恋的情韵。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这首《病起》写病后的感受,极尽困蹇之苦况,然于极悲痛怨愁之中,诗人又吐出极旷达之语。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这也是在无可奈何悲愁中的真情苦吟,是一首内涵深蕴的五律代表佳作。首句“今日秋风里,何乡一病翁!”可见,在萧萧的秋风里,盛年的诗人忧病之余,犹如一个衰颓老翁。他勉强挣扎起来。“力微须杖起”,这是写实。更重要的则是下句“心在与谁同”,他想到前贤欧阳修的“老去自怜心尚在”,很自然地化用入诗。谢灵运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中也说过:“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作者尽管历尽磨难,颠沛流离,但此心尚在,此志不移。他独立西风里,四顾茫然,此情无人能喻。所以说“与谁同”,感慨极深。诗人虽是屡遭挫折,但他的心还不是死灰,还不是止水,他还想做一番事业。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
诗人自身之疾,以及仕途坎坷,母亲去世等等灾难,使他大彻大悟,懂得了冤亲平等,皆属空虚。悟的次数之多,也就是说灾病之多(因每一灾病即有一悟)。“冤亲”句出于佛典,《华严经》说:“愿一切众生于怨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东智慧清净。”虽用了佛家语,诗中所表现的却不是四大皆空,而是一种因遭际不幸而起的无可奈何的悲愁。这种言外之情,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一联,首尾照应,复写诗人的衰颓。“百年先得老”,和他在另一诗中所写的“白发满头生”一样,是经历了至悲至痛以后的呼号,一字一句,俱自胸臆流出,不是无病呻吟。“三败未为穷”,内涵更为丰富。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相交,管仲自叹:“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史记》本传)诗人这里是化用“三战三北”之语,表明自己不因遭际坎坷而丧失志气,仍要一如既往,坚持操守,直道而行,不效阮籍穷途之哭。由此可见,诗人所祈祷和向往的,不是佛家的空无寂灭,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
另有观点认为此诗充满禅意,颔联中“心在与谁同”化用前人诗意,着眼于“心”,此为佛教心性学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发挥。作者颈联两句“灾疾资干悟,冤亲并一空。”即是回答“心在与谁同”,说他的“心”是与佛教禅宗“同”了。千灾百难,久病缠身,现实中所遇诸多烦恼,帮助他对人生真谛多次获得了领悟,即“冤亲并一空。”“冤亲”除了出自《华严经》外,《五灯会元》也云:“佛家慈悲,冤亲相等。”这其实就是泯灭是非观念,超离“烦恼障”,用以调整失去平衡的精神世界。诗人说:他从现实中所领悟到的,除了“等冤亲”之外,还有“一空”,那就是。四大皆空”。这就是他对人生的领悟。尾联则进一步补足获得这种人生领悟的主要契机,作者化用管仲语意,其意是说:人生一世,不过百年,而我已是未老先衰,尚且要念及老母。仕进既已无望,倒不如“于冤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乐,智慧清净”。原来,他所谓的“心”,即为佛教“等心摄受”的“心”。看来,他确乎欲摒除妄念,清净本心了。他确乎对人生已是因“灾疾”而彻悟了。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可见他诗的内涵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人们常称引的不过是《别三子》、《示三子》、《春怀示邻里》等有限的几首。实际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病起》,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