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到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厌烦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没有叙述过多。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长揖谢公卿”表现的是他一生为人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是借用陶渊明的《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诗人辞别洛阳前往吴越，目的纯粹是为了去寻求名山佳水，想在自然山水中忘掉世俗，找到归宿。孟浩然虽然一生布衣，但心中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晚年。但这首诗却干净利落地摈弃尘俗，不论功名，是他特定时期真实心情的写照。

　　毛晋《芦川词跋》说：“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这首送别词，首先触景生情，后又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结构严谨，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悲愤之情与送别之意，在写作上自有特色，为其佳作之一。

　　大凡送别之作，多托离怀以抒情，写景以寄情，这首词也是如此。词的开头四句，描写送别时的春江景色以及由此引发出的凄苦感情。“芳洲”二句是说，一场夜雨过后，碧空如洗，长满苹芷的小洲上，淡淡的晨雾在翠绿的芳草上面轻轻浮动飘动，给人一种朦胧之感。在这里，作者不仅描绘出送别时展现在眼前的春光晨色，又点出了送别的时间，还化用白居易“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意，暗示这生机盎然，给人带来活力，带来暖意的芳草，却挑起了作者无限惜别之意。“暖翠”二字尤其精妙，它从感觉方面把夜雨过后春江两岸的景色诗情画意地描写出来了。而“烟光如洗”二句，承上启下，进一步描写出江边晨景。其中前一句写“烟”，着一“洗”字，现出天空无限净洁的境界，写足了“宿雨收晴”之意；后一句写花，写一场春雨过后，鲜花盛开，时而轻盈的花瓣随风翩翩起舞，在作者看来，轻盈的花瓣犹如那点点泪珠，洒落地上。“点泪”二字用拟人手法，寓王观之情于客观，融惜别之情于春景，不仅烘托出送别的凄清气氛，也为下面的抒情做好了铺垫。“清镜”二句，紧承“飞花点泪”，即景抒情，转入到对年华虚度、功业无成的忧伤心情的抒写。“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和屈原一样，作者有感于日月如梭，时不待我，明镜新添白发，容颜日渐衰老，然而抗金报国的宏愿却无法实现，内心充满忧伤。一个“空”字，就把作者壮志难酬、老而无成的悲愤之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词人本是把恢复中原故土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的，但“天意从来高难问”（《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皇帝高高在上，出尔反尔，其意图令人难以捉摸。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重用主和派，排斥抗金志士，这样就是词人的宏愿无法实现，致使词人感到老而无成。“新恨”句化用锦城官妓灼灼寄泪的典故，说明近来生活越来越寂寞，越来越孤独，甚至连一把同情眼泪也无人相送行，使人“新恨”无穷，倾吐了自己世无知己的悲哀。“溪涨”二句又缘情布景，进一步写雨后江天景色。“溪涨岸痕”写春水之猛，“浪吞沙尾”，写波浪之高。一“涨”一“吞”，不仅生动地再现了雨后春江波涛汹涌的情景，同时又借物抒怀，暗寓了自己高涨的自伤与伤别的心情。在这里，情与景合而为一，水乳交融，已经达到了浑然难辨的境界。

　　过片再次借景抒情。“老去情怀”二句，暗示了送别的地点——江楼，以回应开头，同时又形象地刻画出词人内心无限的悲苦。一个“易醉”，一个“慵遍倚”，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少难以言说又无处言说的辛酸！“双凫人惯风流”二句，词人以高度的热情赞美了友人胸怀“功名万里”的报国壮志，同时也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友人身上。这位友人或许被召入朝，词人为其送，故化用王桥的典故，称颂他一贯风流倜傥，素有报国立功之志。在这里，慰藉之情与送别之意是融为一体的。最后四句写送别。“梦想浓妆碧云边，目断孤帆夕阳里。”词人在此展开了丰富而奇妙的联想。他告诉友人，此别之后，此日送别的场面将会在他的梦中重现，他设想那时，自己将在碧云深处与浓妆丽人相伴，过清闲的隐居生活，而友人却被应召入朝，自己依依难舍，因而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伫立江边，凝望着友人的“孤帆”渐渐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久久不忍离去。这两句词，巧妙地化用了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而又有所创新，作者再次缘情布景，托物抒怀，通过对梦境的描写，进一步写自己惜别之情，寄实于虚，虚实相映，更加真切地表达了词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煞拍“何时送客，更临春水”，由当日送别想到来日送别，又由来日送别看见来日相逢，这种深一层的写法，更加含蓄委婉地写出词人无比悲痛的惜别之情。这种写法，确实“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江顺诒《词学集成·法》）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该诗的前两句：“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诗人着眼于现实，无比豪迈地写出了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英雄辈出，猛士如云的大好形势，说明华北大片国土的收复，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战取得的伟大业绩，靠的就是根据地的广大抗日军民，他们才是英雄，是猛士，是保卫祖国、抗击日寇的坚强柱石。这两句写得气势磅礴，豪气冲天，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信赖、期待和赞美之情。在这里诗人引用了汉高祖刘邦《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句，并反其意而用之。刘邦平定了天下，却感叹没有猛士去镇守四方疆土，而抗日根据地却“猛士如云”，有这么多猛士来保卫祖国，何愁不能消灭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呢！这一典故的巧妙活用，加上一个“唱”字，便十分生动的刻画出了抗日军民无比威武雄壮的猛士形象，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硝烟弥漫，战马嘶鸣，抗日将士高歌猛进、无所畏惧、前赴后继、势不可挡的抗战画面，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朱德伟大的英雄气魄。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承接前两句，作者在这里尽情地抒发了他对抗战必胜所满怀的信心和决心。前句作者引用了《唯南子·览冥训》中的一个故事：“楚鲁阳公与韩人交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太阳落山了。鲁阳公持戈挥舞，精神抖擞，毫无疲惫之感，而且越战越勇。太阳为其精神所感动，又返回了三个星座的距离，以帮助他继续战斗。”朱德在这里把这个典故活用了，一则用其原义，无比豪迈地赞颂广大抗日民军英勇顽强，力挽国家危局的英雄气概；二则使“退日”具有双关的语意，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由于前面已经指出了抗日根据地有无数的勇猛之士，因此，这里的过渡就显得十分自然、和谐，显示了全诗在结构上的严谨细腻。后句是作者对抗战胜利前景的展望。1940年前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投降卖国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更加气焰嚣张，肆无忌惮，他们以主要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重点进攻，同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消灭抗日武装，瓦解根据地。抗日战争正面临着空前的困难。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猛士如云”的抗日将士，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抗战胜利的红旗必将插遍祖国的河山。这句充分表现了朱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欣赏朱德这首诗的时侯，可以明显地感到它在艺术上起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用典精当自然。这首诗共有四句，作者引用了两个典故，不仅精当自然，无牵强之感，而且把它们用活了，使诗显得更加雄伟、高亢，诗意更加浓郁、畅朗、深刻。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才；另一方面也为世人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当然，这也是朱德诗词的一个共同特点。二是诗的气势。短短的4句28个字，句句都有泰山压顶之势，字字皆有千钧之力，充满了磅礴豪壮的气势，读来令人亢奋，平添无穷的力量。

　　这是王国维最有名的一首词，其隐喻多义的文学意象、自然流露的哲理思致和悲天悯人的意识形态，在《人间词》中最具代表性。

　　判断一首词有无言外之意，要看作者的身世经历和思想状态，还要看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更要看作品本身的口吻和姿态。为什么说这首词不是一首传统性质的思妇之作，而是包含了哲理与意识形态之隐喻的作品？因为，当我们读到“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这一句的时候，会强烈感觉到： 那“陌上楼头”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当有了这种感受，再品味整首词就会发现，这首词几乎每一句都包含隐喻之义。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这是写思妇居住的环境。古人常以居处之高来象征楼内人的高洁与脱俗，所以这是在烘托人物形象。“临大道”，是为引出下一句“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轻雷”是指大道上的车马声。杜甫《乐游园歌》云 “白日雷霆夹城仗”，李商隐《无题》诗云 “车走雷声语未通”，都以雷声形容大道上的车马声。“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的是思妇，那是一个孤独寂寞的美丽女子，站在高楼上盼望爱人归来，颇有温庭筠《望江南》“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的意味。如果我们单从这个角度看，则这上半阕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思妇词。

　　下半阙“一霎车尘生树杪”的意思是说：楼上的思妇注意着远方驰来的每一辆车子，希望有一辆是她爱人乘坐的。但那些车子都没有在楼前停下，而向前驰去，只留下令人失望的车尘。所谓“尘”，其实是一种污染。那京洛的尘土是用来比喻世俗污染的。楼外的行人固然避不过，楼上的观察者也避不过。

　　“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之辽阔广泛，那“尘中”的痛苦，“老”的悲哀，都已超越了思妇的狭窄范围；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和对世界透彻的了解，已不属于作品中的思妇而属于作者本人了。“老”字，有零落凋伤的意思。你可以是清高的也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只要你没有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所爱和所关怀的人和事，你就无法摆脱同他们一起零落的命运。所以，此句是出自苦难众生的叹息，是自古至今所有善于观察人生却无力把握命运的智者的共同悲哀。此句颇似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词中“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

　　“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傍晚时下起雨来，明天大街上将到处是污水与泥泞，路人将如何行走？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不也一样贯穿着许许多多无常的变化吗？此句极着力，极曲折。用意难明，焉能谓之“不隔”？虽然“隔”，亦不失为佳作。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老庄之徒，他们总是站在高高的云端，讽刺嘲笑这个世界的庸常和忙碌；另一类是儒家之徒，他们从感情上与这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理智上又不接受这个世界的肮脏，他们致力于改变世界，却又常常遭受到沉重的甚至致命的打击。王国维属于后一类。他在词中登高望远，但他的视线永远关注着人间而不是天上。

　　从高楼俯视大道，会产生这么多联想，大概也只有王国维这种兼有诗人和哲学家气质的人才能做到。其实他还写过一首咏蚕诗，诗中说，蚕辛辛苦苦操劳，繁殖子孙，然后再“辗转周复始”，它这一生到底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人之不同于其他生物，是因为人有理想而且有实现理想的智慧。但人的短暂一生往往不但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还要忍受许多苦难。这当然是一种悲观的人生观，也许是应该被批判的。但须看到，王国维的这种悲观正是由于他对人生的极度执著造成的。楼中那个窈窕女子，尽管楼外有“轻雷”的噪音，有“树杪”的车尘，有“薄晚”的风雨，有“明朝”的流潦，但她所关怀、所期待、所爱的，仍然都在楼外的大地而不在飘渺的虚空，她与大地上的那个世界始终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