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词的主题是怀人,于忆旧中抒写相思之情。首先从空间着笔,展开一个立体空间境界。杏花村馆的酒旗在微风中轻轻飘动,清清的流水,静静地淌着。花,已经谢了,春风吹过,卷起阵阵残红。这是暮春村野,也是作者所处的具体环境。这一切都显示出“流水落花春去也”,在作者的心态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惆怅色彩。杏花村与酒连在一起,出自杜牧《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后来酒店多以杏花村为名。
“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野渡”句用韦应物《滁州西涧》诗“野渡无人舟自横”,“野渡舟横”显出了环境的凄幽荒凉。而一见到“杨柳绿阴浓”,又不免给词人增添了一丝丝离愁。杨柳往往与离愁别恨联在一起,杨柳成为了离别的象征物。“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吴文英《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绿阴浓”,也含有绿暗之意。清幽荒寂的野渡,象征离愁别恨的杨柳,与上文所形成的淡淡的惆怅色彩是和谐一致的。这一切又为下文“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的怀人怅别作了铺垫,渲染了环境氛围。经过上文渲染、铺垫之后,“人不见”的“人”就不是凭空出现的了。“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谢逸是江西临川人,也是江南人了。他一生虽工诗能文,却科场不利,屡试不第,以布衣终老。这样一位落拓文人,身在异乡,心情凄苦,自不待言,远望江南,青山隐隐,连绵无际,相思离别之情,油然而生。意中人远在江南,可望而不可见,可见的惟有无穷无尽的春草,与天相接,延伸到无限遥远的远方。而春草又是容易引起离别相思的物象。《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词人用了一个远镜头,远望春草连天,伊人缺不知在何处,心驰神往,离恨倍增。
过片紧接上片,由望断江南而人不见的相思之苦,自然转入到回忆往事。“夕阳……画屏中”五句全是回忆往事,由上片的从空间着笔转入到下片的时间追忆。五句都是“记得”的内容,都应由“记得”领起。但“文似看山不喜平,”词尤忌全用平铺直叙,所以作者从回忆开始,马上描绘形象,而不从叙事入手。在一个夕阳西下的美好时刻,楼外晚烟轻笼,在这漫馨旖旎的环境里,一位绝色佳人出现了。融融脂粉,香气宜人,淡淡眉峰,远山凝翠。词人不多作铺叙笔法写她的面容、体态,而采用以部分代整体的借代修辞法,只写她的眉峰、粉香,其他就可想而知了。较之尽情铺叙,一览无余,更令人神往。这是很鲜明的形象,在词人记忆的荧光屏上永远不会消失。然后再用补写办法,补叙往事:“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这说明上面的一切都发生在楼上的画屏中。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相见以后是很快就离别了呢,还是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作者却不再作任何说明。填词也如绘画,绘画不能把整个纸面全部画满,什么都画尽,而应该留下适当的空白,笔尽而意不尽。填词也要留有空白,留有让读者想象的余地。
回忆至此,一笔顿住,将时间拉回到眼前,“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回忆的风帆驶过之后,词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关山迢递,春草连天,远望佳人,无由再见。词人心想:只有今夜天上的一轮明月照着他乡作客的我,也照着远隔千里的她,我们只有共同向明月倾诉相思,让我们通过明月交流心曲吧!“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南朝宋谢庄《月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词人此时的心境也许与此相似。谢逸著《溪堂词》。毛子晋云:“溪堂小令,皆轻倩可人。”《词苑丛谈》称其词“标致隽永。”此词亦颇近之。
此词写完之后,凡是住到这个房问的人,都反复吟咏这首词,并纷纷向驿卒索要笔墨纸张将其抄写下来。驿卒觉得很麻烦,便偷偷用白粉将此词涂抹掉,这才制止了人们的抄写。可见,这首词在当时是多么受人欢迎。
据《石林诗话》中载:晏殊“日以饮酒赋诗为乐,佳节胜日,未尝辄废也”。这首词,正是他诗酒生涯的真实写照。这是一首描写盛宴之词。词的前二句“双燕归飞绕画堂,似留恋虹梁”,一方面点出“燕归飞”之时,即为阳春之际,另一方面则是吟咏那富家气魄,因为穷人家是没有“画堂"和“虹梁"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晏殊作词所讲究的“气象”之意。去年的燕子又飞回来了,它们绕着那精美如画的厅堂穿来飞去,象是极为喜爱这美丽的虹梁一样。下面的“清风明月好时光”句,与上二句相互呼应。清风徐来、朗月空明,这本身就极为令人心情舒畅,更何况,在这时还有那华美的酒席开筵了。整个上片,以景而著称,以气象而称道。充满了畅快、轻松、富丽之感。
下片,作者更加着意描绘盛宴之盛。那身着云一样美丽衣衫的侍女,频繁倾倒着美酒佳酿,身怀绝技的艺人们,鼓动着笙簧,演奏着优美的乐曲。玉炉中飘出阵阵的幽香,最后词人以“庆佳会,祝筵长”作结,从而预祝这种佳节盛会,这种喜庆美筵能够永存。
词如词人所说:“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道:“美成(周邦彦)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晏殊)、永叔(欧阳修)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
上片起二句:“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蜀中与故乡山阴距离之远,为后文写思家和思念仲高之情发端。“写得家书空满纸”和“流清泪”二句,是为着写思家之情的深切。“空满纸”,情难尽:“流清泪”,情难抑,作者的伤感,深深地感染着读者。作者道不尽的酸楚,岂是“家书”能表述清楚的。“书回已是明年事”句,紧接写信的事,自叹徒劳;又呼应起二句,更加伤感。一封家信的回复,竟要等待到来年,这种情境极为难堪,而表达却极新颖。
前人诗词,少见这样写。这一句是全词意境最佳的创新之句。这种句,不可多得,也不能强求,须从实境实感中自然得来。陆游心境如此,感触自心中油然而发,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下片起二句,从思家转到思念仲高。“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巧妙地借“寄语”流水来表达怀人之情。红桥,在山阴县西七里迎恩门外,当是两人共出入之地,词由桥写到水,又由水引出扁舟;事实上是倒过来想乘扁舟沿流水而到红桥。词题是寄仲高,不是怀仲高,故不专写怀念仲高专写怀念高,只这二句,而“兄弟”一呼,已是情义满溢了。
况寄言只凭设想,相寻了无定期,用笔不多,而酸楚之情却更深一层了。陆游离开南郑宣抚使司幕府后,经三泉、益昌、剑门、武连、绵州、罗江、广汉等地至成都;又以成都为中心,辗转往来于蜀州、嘉州、荣州等地在奔波中年华渐逝,已年届五十,故接下去有“行遍天涯真老矣”之句。这一句从归乡未得,转到万里飘泊、年华老大之慨。再接下去二句:“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典故用自杜牧《题禅院》诗:“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陆游早年即以经济自负,又以纵饮自豪,同于杜牧;而后老大无成,几丝白发,坐对茶烟,也同于杜牧。身世之感相同,自然容易引起共鸣,信手拈用其诗,如同已出,不见用典的痕迹。这三句,是向仲高告诉自己的生活现状,看似消沉,实际则不然。因为对消沉而有感慨,便是不安于消沉、不甘于消沉的一种表现。
这首词从寄语亲人表达思乡、怀人及自身作客飘零的情状,语有新意,情亦缠绵,在陆游的词中是笔调较为凄婉之作。它的结尾看似有些消沉,而实际并不消沉,化愤激不平与热烈为闲适与凄婉,又是陆诗与陆词的常见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