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此词是陈与义在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所作，这一年，陈与义流寓湖南、湖北一带；据《简斋先生年谱》记载：“建炎三年己酉春在岳阳，四月，差知郢州；五月，避贵仲正寇，入洞庭。六月，贵仲正降，复从华容还岳阳。”又《宋史。陈与义传》载：“及金人入汴，高宗南迁，遂避乱襄汉，转湖湘，踚岭桥。”这首《临江仙》所反映的是国家遭受兵乱时节，作者在端午节凭吊屈原，旧怀伤时，借此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词一开头，一语惊人。“高咏楚词”，透露了在节日中的感伤必绪和壮阔，胸襟，屈原的高洁品格给词人以激励，他高昂地吟诵楚辞，深感流落天涯之苦，节序匆匆，自己却报国无志。陈与义在两湖间流离之际，面对现实回想过去，产生无穷的感触，他以互相映衬的笔法，抒写“榴花不似舞裙红”，用鲜艳灿烂的榴花比鲜红的舞裙，回忆过去春风得意、声名籍籍时的情景。公元1122年（宣和四年），陈与义因《墨梅》诗为徽宗所赏识，名震一时，诸贵要人争相往来，歌舞宴会的频繁，可想而知。而现在流落江湖，“兵甲无归日，江湖送老身”（《晚晴野望》），难怪五月的榴花会如此触动他对旧日的追忆。但是，“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有谁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呢？高歌《楚辞》之后，满帘生风，其慷慨悲壮之情，是可以想象的，但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痛苦心情。从“高咏”到“歌罢”一曲《楚辞》的时空之中，词人以一“酬”字，交代了时间的过渡。酬即对付、打发，这里有度过之意（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但将酩酊酬佳节”）。在这值得纪念的节日里，词人心灵上的意识在歌声中起伏流动。“节序匆匆”的感触，“榴花不似舞裙红”的怀旧，“无人知此意”的感喟，都托诸于激昂悲壮的歌声里，而“满帘风”一笔，更显出作者情绪的激荡，融情入景，令人体味到一种豪旷的气质和神态。
词的下阕，基调更为深沉。“万事一身伤老矣”，一声长叹，包涵了作者对家国离乱、个人身世的多少感慨之情！人老了，一切欢娱都已成往事。正如他在诗中所咏的，“老矣身安用，飘然计本”（《初至邵阳逢入桂林使作书问其地之安危》），“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伤春》），其对自己岁数的悲叹，与词同调。“戎葵凝笑墙东”句，是借蜀葵向太阳的属性来喻自己始终如一的爱国思想。墙边五月的葵花，迎着东方的太阳开颜。“戎葵”与“榴花”，都是五月的象征，词人用此来映衬自己旷达豪宕的情怀。“戎葵”虽为无情之物，但“凝笑”二字，则赋予葵花以人的情感，从而更深刻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虽然年老流落他乡，但一股豪气却始终不渝。这“凝笑”二字，正是词人自己的心灵写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最后三句写此时此刻的心情。满腔豪情，倾注于对屈原的怀念之中。“酒杯深浅”是以这一年之酒与前一年之酒比较，特写时间的流逝。酒杯深浅相同，而时非今日，不可同日而语，感喟深远。用酒杯托意而意在言外，在时间的流逝中，深化了“万事一身伤老矣”的慨叹。突出了作者的悲愤之情。情绪的激荡，促使词人对诗人屈原的高风亮节的深情怀念，“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面对湘江作者祭酒的虔诚，加上这杯中之酒肯定会流到汨罗江的联想，因而滔滔江水之中，融合了词人心灵深处的感情。从高歌其辞赋到酹酒江水，深深地显示出词人对屈原的凭吊，其强烈的怀旧心情和爱国情感，已付托于这“试浇”的动作及“桥下水，今夕到湘中”的遐想之中。
元好问在《自题乐府引》中说：“世所传乐府多矣，如……陈去非《怀旧》云：‘忆昔午桥桥下（应作上）饮……’又云‘高咏楚辞酬午日……’如此等类，诗家谓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惟具眼者乃能赏之。”以此词而论，吐言天拔，豪情壮志，意在言外，确如遗山所说“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读者从对“天涯节序匆匆”的惋惜声中，从对“万事一身伤老矣”的浩叹中，从对“酒杯深浅去年同”的追忆里，可以领略到词人“隐然眉睫间”的豪放的悲壮情调。黄升说《无住词》“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句妙词选》卷一），指的也是这种悲壮激烈的深沉格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