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诗眼是“归梦”。诗中的“归梦”写梦中返乡是那么容易，突出了乡思之深、之切。 “归梦”因旅次见闻引发，前两句中江水漫流之声、月下竹影之形，是“归梦”之因；而“归梦”则是思乡之情的集中表现。
“寒江近户漫流声，竹影临窗乱月明。”里的寒江点出天气的特征和江水的冰冷，近户和漫流声的照应，说明是在江边听着江水声，那么这寒夜寒冷的江水无疑给了诗人一些触动 这是一首写在夜里的诗，诗人由于对故乡的思念而夜中不能寐才会静听水声，也可能半夜醒来深感寒意而说寒江。 半夜醒来念及故乡而四顾茫然，万籁寂寂间惟寒江涛涛，诗人也就把对故乡的哀愁和想念寄托给了这江水。 月明是月光的意思吧。乱是不是说心里的情绪在起伏。前面的竹影当窗是个幽雅的环境，只是一个乱字把诗人营构的宁静的小窗幽静打破了。也激起情感的一个波澜。后两句是讲思乡之情不受地域的局限，夜来还到又强调了时间，也让这种思乡情突破地理的限制。 乱也可以想象成竹影摇乱，也就是说有风，江边很容易有江风的。这样就在静景中有了动态。
可以说明他当时应该在洛阳一带，所以是说思乡之情随他到了洛阳。“归梦不知湖水阔”，这句的湖水阔应是指故乡遥远不可触，“阔别多日”“离别多时”阔既指的是湖面宽广，也指与故乡的距离太遥远。以这种远来写“夜来”，表现归乡的念头太强烈太迫切，而使他遥想，使他做起了“归梦”。“归梦”不知道湖水广阔，不知道万水千山的距离是渺茫的，但诗人是知道的，明知道还这么写，明知道不能见还要做“归乡之梦”，这也就是诗人出发思乡之情后的一系列感受。应该说前两句是铺垫的蓄势，借景物抒发心中的忧愁，后两句用想象与拟人的手法传达思乡的愁苦。
诗题中的金陵，指润州，即今江苏省镇江市，非指南京。唐人喜称镇江为丹徒或金陵。如李德裕曾出任浙西观察使（治所润州），其《鼓吹赋·序》云：“余往岁剖符金陵。”府相，对东道主周宝的敬称，其时周宝为镇润州的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堂，大厅。此诗是诗人参加周宝的盛大宴会，有感而作。
起二句连用三个“满”字，笔酣意深。满耳的笙箫吹奏，满眼的花容月貌，满楼的红粉佳丽，佩戴着炫目的珠宝翡翠，真比吴娃还美，若非仙宫似的富贵人家，不可能如此。
颔联“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正以此意承接首联歌舞喧阗、花团锦簇的豪华场面。可诗人匠心独运，以倒说出之，便觉语新意奇。本来神话中的仙境，人间再美也是比不上的。而诗人却倒过来说，即使“海上神仙窟”，也只能象这样的“人间富贵家”。淡淡一语，衬托出周宝府中惊人的豪奢。沈德潜评此诗时说：“只是说人间富贵，几如海上神仙，一用倒说，顿然换境。”
颈联“攒”、“曳”二字丝丝入扣。雕饰精美的门庭，灯烛辉煌，像是红烛夜市一般。歌女们翩翩起舞，彩衣像牵曳着碧空云霞。轻歌曼舞，轻盈摇曳之姿毕现。“夜攒”益显其满堂灯火，“晴曳”更衬出锦绣华灿。“夜”和“晴”又把周宝夜以继日、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的场面写了出来。
诗吟至此，已把争妍斗艳、溢彩流光的相府夜宴写到绝顶了，收笔几乎难以为继。而诗人别具心裁，毫锋陡然转到了宴会场外的静夜遥天：“却愁宴罢青娥散，扬子江头月半斜。”一个“愁”字，点出了清醒的诗人并未被迷人的声色所眩惑，而是别抱深沉的情怀。酒阑人散，月已半斜，徘徊扬子江头，西望长安，北顾中原，兵戈满天地，山河残破，人何以堪。伤时，怀乡，忧国，忧民，尽在一个“愁”字中含蕴了。
“月半斜”之“半”，既是实景，又寓微言。这时黄巢起义军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地方藩镇如李克用等也拥兵叛唐，僖宗迭次出奔，唐王朝摇摇欲坠。只有东南半壁暂得喘息，然而握有重兵的周宝却整日沉湎酒色。这样一个局面，正是残月将落，良宵几何。
全诗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重笔浓墨极写阀阅之家穷奢极欲、歌舞夜宴的富贵气象，而主旨却在尾联，诗眼又浓重地点在一个“愁”字上。一“愁”三“满”，首尾相应，产生强烈的对比作用。三“满”正是为了衬托出深“愁”。“愁”，是这首诗通前彻后的中心轴线。
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作品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语言朴素，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二者各司其职，成“双美”之势。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出处同上)。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此四句之描写，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评上二句：“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讨厌话，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驾车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岖，皆使人兴致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满了生机、韵律，令人欢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万物畅育，正当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天好则出游，农忙则耕种，登高则长啸，临水则赋诗。劳动、自然、人文，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归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遗黄琼书》是东汉大臣李固所写的一篇书信，为规劝其友黄琼识时应征，“辅政济民”而作。汉顺帝永建年间（126），屡次辞谢征召的黄琼又被朝廷征聘，当走到纶氏（今河南省登封县），忽称病不行。李固向来仰慕黄琼，遂写了这封催促他赶快来洛阳的信。文章先从立身处世着笔，劝导黄琼为人应介乎“隘”与“不恭”之间，指出若要“辅政济民”，当今正是时机，用以激励黄琼。接着用“峣峣者易缺”六句说明声望太高容易降低，名声过大实际才能就很难相称的道理。并以鲁阳樊君的行事，证实“峣峣者”的“易缺”，“皦皦者”的“易污”；又用胡元安等人的实例申说了“盛名之下”往往是“其实难副”，告诫黄琼要有自知之明。最后以恳请对方速赴洛阳任职，彻底洗刷“处士纯盗虚声”的愿望作结，点明写信的用意。全篇既有婉而讽的规劝，又有发人猛醒的鼓励。行文多用侧笔和假设猜测的语句，委婉曲折，动听感人。黄琼后来到洛阳任议郎，这封信起了推动的作用。
全书以自然段落明显地分为两段。前一段是敦促黄琼应征；后一段是表示对他寄以厚望。两段的意思虽都是为了劝黄琼出来为时局效力，但并非一味催逼；而且在劝勉中带有婉转的告诫。
第一段给黄琼摆出了两条出路：要么你彻底隐居，不问人事；要么你就必须在没有尧舜之君的“乱俗”中作辅政济世的志士。这段里隐隐地含着一点“激将法”：如果你要“拟迹巢、由”，本不该应征上路；既然上了路，说明你是动了用世之心的，就不该中道托病不进。不进，无非是对时局的混乱有所顾忌；而如果政治清明，天下大治，就不需要志士了，这样的敦促就要比一味催逼有鼓动力得多。
第二段的告诫意味更为浓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仅是对已经征辟的那些人的评骘，而且也带有给予黄琼以激励和促其警惕的含义。说得直白一点，这段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是虚声盗名之士（当然李固认为黄琼并非这样的人，否则他就不写信敦促了），那末你不出来也罢；如果你要出来，就应该真正有所作为，以事实证明“名下无虚士”，为国家建功立业，以堵“俗论”之口。那时“纯盗虚声”的人太多了，李固虽久慕黄琼，但由于前此那些名实不副的名士的教训，在黄琼尚未有宏规远谟的表现以前，李固也不能不怀着惴惴不安的疑虑。因此，这一番历数以前征辟之士的不孚人望的事实，是他感触良深的真实心情的透露，既是一种隐约的告诫，仍然也带有“激将法”的味道，不过表达得曲折婉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