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两句：“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霁是指雨后或雪后转晴。久雨初晴，诗人独自来到清澈的小溪旁，顺着弯弯曲曲的溪岸行走。好像是在暗喻他前半生的经历，如同在绵绵的春雨之中，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弯路，终于找到“愚溪”这块“世外桃源”。第三、四句：“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写他看到荒野中的清泉，忍不住举起手中的拐杖去试探深浅；并且将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把那些倒伏的嫩竹捆扶起来。通过对景物的描写突出自己的行动。似乎是在自我表白：虽然独自一人被贬到永州，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利用手中的笔，去试探清泉的“深浅”，什么毁谤、诬陷与攻击，统统撇在了脑后；同时，还要对那些后学晚辈之类“嫩竹”，尽力给予关照与扶持。
第五、六句：“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写他以前经常为了功名利禄之类事情而沉吟不已，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光阴；但为了实现“利安元元”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又惧怕什么孤独与寂寞呢？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自己应该预料得到的结果。第七、八句：“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营营是谋求的意思；炎燠是指天气极热。这两句中的“幸”字和“静”字，特别耐人寻味。“幸”字是“有幸、幸运”的意思。写他“有幸”来到这里休养生息，应该大声唱着歌谣来对付特别炎热的天气。“许国不复为身谋”，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去奋斗，肯定会付出不少的代价。跟屈原以身殉国相比，跟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被赐死于贬所的王叔文相比，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人。“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呢？
“静”字可以看作全诗的“诗眼”。古人说：“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在柳宗元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他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用“拐杖去试探荒泉的深浅”，扶起“倒伏的嫩竹”，“以 动求静”；他用一种平和、恬静的心态，来对待炎热的“天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诗中所创设出来的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由于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而对世俗的淡漠，来自于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的结果。因而，他能够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与人生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甚至觉得脱离了局促的社会政治樊篱，贬谪南荒对他倒是一件幸事。所以，他觉得必须高高兴兴地去面对未来，敢于大声地唱着歌去迎接“炎夏”的挑战。
《夏初雨后寻愚溪》，跟他同时期的许多诗文都有所不同，格外豁达、乐观，不再为自己的处境而烦恼，不再为日后的前程而困扰，给人一种“解脱世俗尘网的束缚、超越人世间烦扰与困惑”的崭新的精神风貌。他坚持了这种在困境中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和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才使得困居“南荒”的十年，成了柳宗元生命里程中崭新的拼搏时期，铸就了唐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这首诗意在劝诫君王当慎于微服出行。其中“万乘慎出入”句为诗歌意旨所在。全诗篇幅短小而多处用典，举白龙化鱼、鲸鲵失水为喻，言天子当慎出入；举汉高祖刘邦于柏人警惕免祸为例，以正面告诫。
“枯鱼过河泣”，原为乐府旧题。《乐府诗集》卷七十四列入《杂曲歌辞》。古辞云：“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萧士赟云：“《乐府遗声》龙鱼六曲有《枯鱼》，却无‘过河泣’字。”
李白此诗言天子微服出行当慎。前四句用“白龙鱼服”典故。据刘向《说苑·正谏》载：春秋时期，吴国大王想要跟老百姓一起饮酒，伍子胥就劝他说：“不行，过去天上的白龙下到清冷之渊里面，变化成了一条鱼时，被一个叫豫且的渔夫射中眼睛。白龙回去就跟天帝告状，天帝就问白龙：“当时你是以怎样的形象出现的啊？”白龙回答说：“我下到清冷之渊里面以后就变成一条鱼了。”天帝就说：“鱼本来就是被人射杀的，既然这样渔夫又有什么罪了？”白龙是天帝的宠物，豫且只是宋国的平民，白龙要是不变成鱼的话，豫且是不敢射杀的。“谁使尔为鱼”一句很有气势。“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游浅滩遭虾戏”这一妇孺皆知的谚语，加以“谁使” 二字，以戏弄的语气反诘，更强化了这一典故本身的讽喻意味。这一声喝问，若解为天帝所言，则有使原典更形象化的艺术功能；若视为李白所为，则参与了李白的观察视角，使典故与现实交叉对话，诗韵意境也在这种互动中由平面走向立体。正所谓只一问询，神往意长。
后六句示警戒意。“作书报鲸鲵”四句喻人君失去侍卫，即处危境。语本《韩诗外传》：“夫吞舟之鱼，大矣，砀而失水，则为蝼蚁所制，失其辅也。”“万乘慎出入”为此诗主旨所在，言天子当慎出入。结句举汉高祖于柏人警惕免祸为例以告诫君王微服出巡当慎。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汉高祖过赵，得罪了赵王。后高祖又从赵国经过，想住一宿，但心里忽然有一想法，问人：“县名是什么？”回答说是“柏人”。他认为“柏人”，就是迫于人，不宿而去。结果使得赵相贯高等人欲在柏人县谋害高祖的计划落空。这是对皇帝的正面告诫。
“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这是一个很有点气派的公子哥儿，手里擎的是名贵的鹦鹉，身上著的是绣着凤凰的锦服。“偷眼暗形相”，这是女主人公的活动。“形相”，端详、打量也。一“偷”一“暗”，一个思春心切又不无娇羞的少女出来了。“不如从嫁与，作鸳鸯”。一番“形相”之后，女主人公很快地做出了嫁他的抉择。在这里，作者为人们展示了一个鸟的意象系列：活的鹦鹉、绣的凤凰、抽象的富于像象征意味的鸳鸯。唐人多以鹦鹉、凤凰对举，如骆宾王诗云：“鹦鹉杯中浮竹叶，凤凰琴里落梅花。”又如杜甫诗云：“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但词中的鹦鹉、凤凰似乎只是为了招来鸳鸯。他端详了半天，看到的是他手里的鹦鹉、胸前的凤凰，于是自然而然地，她想到了鸳鸯，选择了鸳鸯。“不如从嫁与”一句颇觉突兀，而“作鸳鸯”又使“不如从嫁与”变得顺理成章，意象的转换揭示了少女的心理变化进程。
温庭筠借助民间艺术中常用的比兴手法使这首流于浅近的词饶有趣味，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世俗的、平凡的而又充满了生命活力的民间生活小景。
这是一首别具风味的药名闺情词。词中以深挚的感情和浅近的语言，别具一格、匠心独运地妙用一连串药名，通过闺中人以书信向客居在外的夫君倾诉相思之情的情节，抒写了闺中人思念远人的款款深情。
词的上片通过闺中人书信难表相思之深的描写，抒写她对丈夫的深情厚意。
“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檀郎读。”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自从与夫君离别以后，思念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笺，无法写尽我要倾诉的思情。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
“参商”，指参、商二星。参星在西，商星（即辰星）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比喻双方隔绝。“檀郎”，是美男子的代称；此指闺中人的丈夫。“苦参商”三字极为传神，谓因夫妻离别、隔如参商而苦恨不已。这正好说明闺中人为什么“相思意已深”而“白纸书难足了”。
上阕写书信难表相思之深，以见闺中人的浓情蜜意。其中“相思”、“意已（薏苡）”、“白纸（芷）”、“苦参”、“朗读（狼毒）”均为药名。
过片“记得约当归”前添上“分明”二字，更显出分手时的相约印象甚深。“分明”二句，写闺中人回忆当日分手时的情景：她一再叮嘱丈夫，最迟不要超过樱桃红熟时（指夏季）回家。但她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却她终不见心上人回来。于是，她不禁爱怨交织地问道：“现连菊花都开了（指秋天），为什么还不回来呢？”这四句一气呵成，情味深长，含蕴不尽，可看作是信中内容的延续，也可看作是信外的心底思忖。
词的下片，以怨詈口气，进一步抒写闺中人怀念远人的情怀；结尾出以反问，更显思念之深切。词中使用的药名，有“当归”、“远至（志）”、“樱桃”、“菊花”、“回乡（茴香）”等。
宋人的绝句，很喜欢用拟人化手法。诗人们想象自然及自然间的万物都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因而情不自禁地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待，把自己的感情移入自然。这样写，把本来不具有生命的东西带上了人情味，觉得亲切，受到感动。方岳这首《春思》诗，采用的就是这种艺术手法。
用拟人化的笔调，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写，热情地赞美了富有生机的春风。诗格调清新，不用典实，通篇拟人，富于动感，体物入微，又很有韵致。
诗咏春思，不是说自己对春天引发的种种思维感情，如伤春、惜春等；而是描述春天本身具有的情感。在具体吟咏时，又选择了春的代表———春风来表现，吟咏的主题，则定点在一个“忙”字上。第一句是说春风为什么忙，诗人分析说是因为春风“多可”。多所许可，心甘情愿地想去满足各种不同对象的要求，春风当然要“太忙”了。
以下三句，具体写春风的忙碌。春天，诗人认为变化最大、得风气之先的是、最突出的莫过于红花、绿柳。于是诗写春风一直陪伴着花柳，全心全意地为花柳服务。这句是浑写，读者自然能够由此想象到，整个春天，花先抽叶，后结花蕊，然后绽开花苞，终于繁花怒放，一直到纷纷堕落；想到柳树从吐芽抽条，到万丝绿条随风乱舞，最终柳絮纷飞，绿阴浓密。这全过程，春风无所不在，一刻不停，这就是“太忙生”了。
谈花说柳，当然不是孤立地，而是以之概括了春风对整个自然界中的植物所起的作用。后面两句，便一句写春风如何照拂鸟雀昆虫，一句写春风如何安排气候。诗写春风吹走了寒冷，使大地解冻，让燕子能衔泥筑巢，孵育下一代；又吹开了花朵，让蜜蜂酿出甜甜的蜜糖。它应付自然界的各种需要，刚安排了一阵小雨滋润大地，转而又安排晴天。这样全方位地写，更加突出春风的疲于奔命，诗人对春的歌颂，也就通过诗细微地表达了出来。
春风本来是一个很蒙浑又很广泛的概念，方岳组织了各种意象，娓娓道来，体会精细，令人眼目一新。宋诗的纤巧与理趣，在这首诗中都得到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