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诗中描写的场景是，正当农民打麦晒场的时候，忽然变了风云。一时风声紧，雨意浓。秦地（今陕西一带）西风则雨，大约出自当时的农谚。这样的农谚与天气变化有关。“尝闻”二字，写人们对天气变化的关切。这样，开篇一反绝句平直叙起的常法，入手就造成紧迫感，有烘托气氛的作用。

　　“尝闻秦地西风雨，为问西风早晚回？”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曾经听说秦地（今陕西一带）刮起西风就会下雨，西风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正当打麦晒场的时候，忽然变了风云。一时风声紧，雨意浓。秦地（今陕西一带）西风则雨，大约出自当时的农谚。提起这样的农谚，显然与眼前天气变化有关。“尝闻”二字，写出人们对于天气变化的关切。这样，开篇一反绝句平直叙起的常法，入手就造成紧迫感，有烘托气氛的作用。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气的好坏关系到一年的收成。一场大雨，将会使多少人家的希望化作泡影。所以诗人恳切的默祷苍天不要下雨。这层意思在诗中没有直说，而用了形象化的语言，赋西风以人格，盼其早早归去，仿佛它操有予夺之权柄似的。“为问西风早晚回？”“早晚回”，即“何时回”。这怯生生的一问，显示农耕社会中农民对上天的敬畏，表现的心情是焦灼的。

　　“白发老翁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头发花白的老农久久站立在麦场的高处，盼望着乌云散去，太阳重现。

　　后两句是从生活中直接选取一个动人的形象来描绘，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先，选取白发老农最有代表性，这样的人物德高望重，富有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他们默默的为社会创造财富，饱经磨难与打击，经常挣扎在死亡线上，却顽强地生活着，永不绝望。其次，“如鹤立”三字描绘“望云开”的姿态极富表现力。“如鹤”的比喻，自然与白发有关，“鹤立”的姿态给人一种持久、执著的感觉。这一形体姿态，能恰当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最后是“麦场高处”这一背景细节处理对突出人物形象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麦场”，对于季节和“农家望晴”的原因是极形象的说明。而“高处”，对于老人“望云开”的迫切心情则更是具体微妙的一个暗示。通过近乎绘画语言来表述，较之直接的叙写，尤为含蓄，有力透纸背之感。通过这一“望”，可以使人联想到农家一年半载的辛勤，想到白居易《观刈麦》所描写过的那种劳动场景。

　　这首诗选取收割时节西风已至大雨将来时的一个农家生活片断，集中刻画一个老农望云的情节，通过这一“望”，可以使读者联想到农家一年半载的辛勤，如同白居易《观刈麦》所描写过的那种劳动情景；也可以使读者想到嗷嗷待哺的农家儿孙和等着收割者的无情的“收租院”等等，诗的潜在含义是很深的。由于七言绝句体裁较小，意象必须集中，必须使读者窥斑见豹。此诗不同于《观刈麦》的铺陈抒写手法，只集中写一“望”字，也是“体实施之”的缘故。

　　这首诗对农民有同情，但没有同情的话；对农民有歌颂，但也没有歌颂的话。诗人由衷的同情与歌颂尽在不言之中了。

　　头陀师，为去贪爱而修苦行者。头陀十二苦行中，第七为阿兰若处，意为远离处，要求住于远离人家之处，第八为冢间坐，也即要住于坟墓之处。由于戒行的规定，加上自身的克制，头陀师总是给人远离人群、清心寡欲、清静孤寂的形象。这一位头陀却有另一种风姿：少壮从戎，军中飞马，射虎而归，足显雄姿英发；老年出家，深居秋山，却风姿不减，豪气不褪，遇有来者，便向人谈起他当年之雄豪。他的精神不仅不与头陀相悖，而是更显示了禅的精髓。佛教以为，要达到涅榘的境界，真正地得到解脱，必须有六种行法，其中之一便是精进。禅门叫勇猛精进，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就是说要具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勇气，释迦牟尼的雪山苦行，舍身饲虎，都是这种勇气的表现。只有具有这种精进的勇气，才能破除贪爱、排脱烦恼、悟得佛性。

　　这篇文章分三段。

　　第一段，交代边境的紧张形势和刘礼、徐厉、周亚夫的三军驻地。

　　第二段，写汉文帝劳军的经过，重点写了汉文帝在细柳营被挡的一段史实，表现了周亚夫治军之严。

　　第三段，写劳军后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对周亚夫的赞叹。全文赞扬了周亚夫忠于职守、治军严明和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

　　汉文帝亲自劳军，到了霸上和棘门军营，可以长驱直入，将军及官兵骑马迎送。而到了细柳军营，军容威严，号令如山，即使皇上驾到，也不准入营。作者以对比、反衬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治军严谨、刚正不阿的将军形象。“细柳”也成了后人诗文中形容军中常备不懈、军纪森严的常用典故。

　　文章重在刻画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但直接描写周亚夫的地方并不多，而是把大量笔墨用在霸上、棘门军与细柳军的对比上，用在描写细柳军的严明军纪上。这些侧面描写有力地烘托了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如：细柳军将士言必称“将军令曰”、“将军约”，人物虽未出场，却已令人感受到其“真将军”的威严和风范。两处对周亚夫的正面描写虽着墨不多，却如画龙点睛，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正面描写周亚夫的言行，而是通过描写汉文帝慰劳军队将士这一场面，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借助对比衬托的手法，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文中周亚夫“真将军”的风范是通过多次对比体现的。通过汉文帝慰劳守军的故事，表现了周亚夫的忠于职守和治军严明。先写汉文帝到霸上和棘门军营的情况，与后面写汉文帝在细柳军营遇到的情况作对比，突现细柳军营军纪严明。再一处对比是：天子在霸上和棘门军中策马驱车“直驰入”；而在细柳军营，“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由此可以看出，周亚夫治军有方，令行禁止，即使天子也不得不遵从。第三处对比是：天子到霸上和棘门军营时，“将以下骑送迎”，众将士受宠若惊，竭尽逢迎之能事以讨好汉文帝；而周亚夫却“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相比之下更显出周亚夫恪尽职守、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