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是乐府相和歌平调七曲之一。古乐府中有《长歌行》与《短歌行》之分，关于二者的命意，《乐府解题》有两种说法：一是“言人寿命长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一是“歌声之长短耳，非言寿命也”。在李白之前，以此题为诗者，多为慨叹人生短暂，主张及时行乐。李白的这首诗，却以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精神，在喟叹生命短促的同时，表达了对人生的珍惜，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时间本是个抽象的概念，用“白日”来指代，便成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了。“短短”两个叠字，强调它稍纵即逝。由时光的流逝，自然联想到人生易老，年华难驻。这样，诗意自然而然地转到对光阴的珍惜。起首两句，貌似平平，实则恰到好处。既开门见山点明题意，又为诗意的拓展预留地步，而且格调质补，语势流走，转承自然。
时间永恒，无始无终，漫漫无垠；生命短暂，代谢荣衰，转瞬即逝。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强烈的反差，进一步驰骋瑰丽神奇的想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上句从“空间”角度极言天宇浩瀚无垠；下句则从“时间”角度感叹光阴的永恒漫长。“万劫太极”，何其久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那曾经见过东海三次变为桑田的麻姑仙女，如今也已两鬓斑白了。这种浪漫的夸张只能出自李白的笔下。据传为汉代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东王公常和玉女用箭作投壶游戏，每次要投一千二百支，若未投中，天便开口大笑，这就是下界所见到的电光。如今这种电闪雷鸣已历成千上亿次了。诗人巧妙地把这两个故事融入诗篇，将人们带进奇伟的神仙世界。这里有苍茫的穹宇，人世的兴替，麻姑仙女蝉鬓染霜，天公玉女嬉戏作乐，倏忽又是雷鸣电闪，风雨将至……，多么光怪陆离，神奇而诡谲!这些奇异的境界，极其有力地渲染铺排了“万劫太极长”的内涵。至此，空间的浩渺、时间的无垠，通过诗人大胆而奇特的想象，表达得淋漓尽致。继而，诗人笔锋一转，拓出另一番意境。
“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诗人要揽住为太阳驾车的六条神龙，把太阳所乘之车挂在东方“日出之所”的扶桑树上，用北斗作酒勺盛满美酒，请六龙各饮一杯。这样便会使时光停歇下来，人生似乎便能得以长久。结尾二句道出诗人的意愿：“富贵非吾愿，与人驻颜光。”自古帝王们，即使秦皇、汉武一代雄主，也无不遣人访神仙，求长生，无非为了富贵永久。诗人要揽六龙、回朝日，“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绝非为个人富贵。对他人，为的是“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对诗人自己，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要拯物济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像大鹏一样要“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使暂时受挫，也要“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这也许就是诗人的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吧。唐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对诗人的意蕴似乎应作如是观。
纵观全诗，诗人在驰骋丰富的想象时，把美丽的神话传说融入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塑造出瑰奇壮观，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文辞如行云流水，极富表现力，体现了诗人雄奇奔放，清新飘逸的风格。他以吞吐千古，囊括六合的胸襟和气魄，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从思想到艺术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在继承借鉴前人的同时作了重大的突破，比如，“北斗酌美酒”就是反用《诗·小雅·大东》“唯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典故。前人的《短歌行》在慨叹人生短促时，往往流露出一种及时行乐，纵情声色的颓废情绪。同样的歌题，在李白的笔下，虽也同样发出“百年苦易满”的叹喟，然而，全诗贯穿的却是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基调。这是诗人的个性及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使然。再如，屈原在《离骚》中唱道：“吾令曦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徜徉”。李白显然对此是有所借鉴的。但同样的素材到他手里，便刻意铺排为新颖、诡谲的艺术境界、包蕴着更为深广的内涵。“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力的活动。”（黑格尔语）李白的创作实践证实了这一论断。正如皮日休对他的评价：“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李白是当之无愧的。
候鸟迁徙的习惯，自古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为了生存和发展，大雁每年冬天都要从北飞到南，春天又从南飞到北。代代如此，毫无变更。这种因历史文化地理因素产生的生态平衡现象，一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题材。李白的这首《鸣雁行》就是借写胡雁迁徙的艰辛，抒发对“暗箭”的畏恐心理。
“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开头三句写北雁辞别故乡南来。雁鸣中天，划空而过，似乎是为了逃离某种灾难或留恋故乡而悲鸣，它们从燕山一带南下，一直不曾停留。雁鸣声在历代诗人笔下往往带有凄厉的伤感色彩如谢灵运诗“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昨发委羽朝度关”一句写雁南徙的速度之快，显示大雁对季节变化的敏感，也写出人通过对候鸟的观察从而感受春秋代序。
据说雁在长途跋涉时为了防范人的弋射，便口衔芦苇，令箭不得截其翼，所以成群结队“一一衔芦枝”。《古今注》说，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飞，箭射不到，所以不怕被射杀。但是到南方后，气候的温润，物产丰饶，换过羽毛后便增加了体重，到了要回到北方时，体肥不能高飞，怕被人捕获，经常口衔芦苇数寸，以防被射中。“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两句概括了南来北往的雁阵的这一特殊求生现象。虽然这体现出雁群防御的本能，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在捕射者看来的确微不足道。这就更显出大雁被射杀的命运不可避免，以及诗人的担忧。
接写南飞的大雁寄居之处：“客居烟波寄湘吴。”江南地区以湘、吴最为平沃，潇湘洞庭又常作为江南鱼米之乡和古代诗词描绘诗人理想去处的代名词，因为那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而此处的“客居”又带有李白的生活经历。李白遭谗言，愤而离开玄宗，又因参加永王李璘的西征而被流放，许多忧愤无处申说，而在这种境地里，历尽艰辛的大雁的形象又分明寄寓了诗人的感情了。尽管是局部的寒冷气候，“凌霜触雪”也足以让这些南来之禽“毛体枯”了。“凌霜触雪”表明环境的严酷，大雁为了生存，需要觅食出行，但终因内外环境的险恶而需付出重大代价，还要经常处在一种担心被捕杀的害怕状态之中，所谓“畏逢矰缴惊相呼”。这句大意说，大雁经常互相以鸣叫声来招呼同伴，好象这种方法可以躲过被射杀的厄运似的，但实际上却是完全不由自主。一“惊”字，生动地写出大雁惶惑恐惧之情状。
诗人设想，在这种情形中，只要听到有弓弦的声音，大雁便会从空坠落。“闻弦虚坠良可吁”，是说这种境遇的危险，生命的毫无保障，是多么的可悲可叹。因此诗人愤而责问：“君更弹射何为乎？”或许它们还在充当信使，为远方的人们传递信息哩，为什么要对这种毫不妨碍人类生存的义禽动杀机？这里流露出诗人的不平和愤激。
鲍照的《鸣雁行》叹雁之辛苦霜雪，为了在自然环境中竞争生存而付出重大代价，李白则在本诗中感叹雁之无辜遭弹射；增加了人为的险恶环境。不难看出，写雁的遭遇正是为自己的逢难寓感。这一用意，明代的胡震亨早已指出。明代文徵明有《鹧鸪天·秋雁》词，其中“江湖满地皆矰缴，何处西风有稻梁。”也是借大雁随时都有罹难的危险，表达封建社会文人的忧患心态，可以看出受李白的影响。或者说封建社会的文人就如雪中雁，随时都有遭射杀的危险，所以鸿雁传书的义举、迁徙的悲鸣与艰辛等情形就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结合自己的遭遇写出的观感就更真切感人。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