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该传略进了对桑怿出身、世系、仕履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而是集中笔力描写他在捕捉盗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立功拒赏等高贵品质。文章还写了巡检欺骗桑怿、枢密吏索贿、桑怿让赏等情节，暴露了宋王朝从地方到朝廷的吏治腐败，加上“盗贼四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有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才能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突出桑怿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写法颇似《史记》，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这种介于正史与传奇之间的写法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等在构思上都有意模仿此文。
欧阳修写桑怿，以捕盗为重点。所谓“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偷窃抢夺财物的不良之徒；一类是与封建政权为敌的起义农民。桑怿所捕的盗这两种类型都有，因而他的行为虽有除暴安良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有略有详地展开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桑怿这个人物形象。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汝州近边诸县多盗贼，桑怿主动向县令要求当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一举拿获两名盗尸衣的少年，并交县衙绳之以法。第二个典型事例是在郏城和襄城捕盗，突出桑怿的勇敢。郏城捕盗是将他与郏城县尉作对比描写，以县尉之怯衬出桑怿之勇。襄城捕盗则是独写其勇：“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馀。”这两个事例都是简笔描写，却能抓住人物最关键的言行，刻画人物，生动传神。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桑怿任渑池县尉时招安恶盗王伯，突出桑怿的智勇及胸襟。巡检用伪造的朝廷招降文书欺骗桑怿，要他进招降王伯，于是他“挺身人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馀日。信之，乃出”。谁知当他带王伯一起下山受降时，“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怿几不自免”。桑怿上当受骗，几乎丢掉性命，却仍对那位欺骗他的巡检宽大为怀，让他把王伯押解朝廷进请功，如此心胸肚量，实为罕见。
第四个典型事例是桑怿当永安县巡检时，用计在一日之间将二十三名恶贼一网打尽。这个事例最曲折复杂，也是作者重点刻画所在。桑怿接受任务后，先准确地分析了群盗的心理：“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接着，描写桑怿在紧闭栅门，向群盗示怯的同时，穿上盗贼的服装私访，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收买了一个能探知贼情的老媪，摸清了群盗的情况。最后，经过周密的部署，桑怿身先士卒，亲自进捕捉最强悍的对手，“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桑怿的智勇已经跃然纸上。
第五个典型事例是写他拒绝用行贿手段取得高官，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第六个典型事例写他立功不愿受重赏的谦逊胸怀。第七个典型事例是写他爱民的情怀。通过这些事例的补充，桑怿这个人物形象已十分高大丰满。最后，作者又出人意表地简略介绍桑怿真实的外貌：身材不算高大，遇人羞涩，不善言辞，与他那力过数人、深通谋略的大智大勇似不相称，然而这正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真实丰满之处。
这篇传记不仅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不像六朝小说吉光片羽式地勾勒名士的举手投足，也不像现代小说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而是截取了桑怿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的三个具体画面，环环入扣，展示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这种结构手法酷似当代戏剧的“冰糖葫芦式”结构，清晰紧凑，引人入胜。
诗人首联扣题，抒情写景：“高楼”，指咸阳城西楼，咸阳旧城在西安市西北，汉时称长安，秦汉两朝在此建都。隋朝时向东南移二十城建新城，即唐京师长安。咸阳旧城隔渭水与长安相望；“蒹葭”，即芦荻（蒹，荻；葭，芦），暗用《诗经·国风·秦风·蒹葭》的诗意，表思念心绪；“汀洲”，水边之地为汀、水中之地为洲，这里指代诗人在江南的故乡。诗人一登上咸阳高高的城楼，向南望去，远处烟笼蒹葭，雾罩杨柳，很像长江中的汀洲。诗人游宦长安，远离家乡，一旦登临，思乡之情涌上心头。蒹葭杨柳，居然略类江南。万里之愁，正以乡思为始：“一上”表明触发诗人情感时间之短瞬，“万里”则极言愁思空间之迢遥广大，一个“愁”字，奠定了全诗的基调。笔触低沉，景致凄迷，触景生情，苍凉伤感的情怀落笔即出，意远而势雄。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中“溪”指磻溪，“阁”指慈福寺，诗人有自注：“南近磻溪，西对慈福寺阁。” 诗人傍晚登上城楼，只见磻溪罩云，暮色苍茫，一轮红日渐薄远山，夕阳与慈福寺阁姿影相叠，仿佛靠近寺阁而落。就在这夕照图初展丽景之际，蓦然凉风突起，咸阳西楼顿时沐浴在凄风之中，一场山雨眼看就要到了。这是对自然景物的临摹，也是对唐王朝日薄西山，危机四伏的没落局势的形象化勾画，它淋漓尽致而又形象入神地传出了诗人“万里愁”的真实原因。云起日沉，雨来风满，动感分明；“风为雨头”，含蕴深刻。此联常用来比喻重大事件发生前的紧张气氛，是千古传咏的名句。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写晚眺近景，虚实结合：山雨将到，鸟雀仓惶逃入遍地绿芜、秋蝉悲鸣躲在黄叶高林，这些是诗人眼前的实景。但早已荡然无存的“秦苑”“汉宫”又给人无尽的联想——禁苑深宫，而今绿芜遍地，黄叶满林；唯有鸟雀和虫鸣，不识兴亡，依然如故。历史的演进，王朝的更替，世事的变化沧桑，把诗人的愁怨从“万里”推向“千古”，以实景叠合虚景，吊古之情油然而生。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作结，融情于景：“行人”，过客。泛指古往今来征人游子，也包括作者在内；“故国”，指秦汉故都咸阳；“东来”，指诗人（不是渭水）自东边而来。诗人最后感慨道：羁旅过客还是不要索问当年秦汉兴亡之事吧！我这次来故国咸阳，连遗址都寻不着，只有渭水还像昔日一样长流不止而已。“莫问”二字，并非劝诫之辞 ，实乃令人思索之语，它让读者从悲凉颓败的自然景物中钩沉历史的教训；一个“流”字，则暗示出颓势难救的痛惜之情。渭水无语东流的景象中，融铸着诗人相思的忧愁和感古伤今的悲凉，委婉含蓄，令人伤感。
此诗用云、日、风、雨层层推进，又以绿芜、黄叶来渲染，勾勒出一个萧条凄凉的意境，借秦苑、汉宫的荒废，抒发了对家国衰败的无限感慨。全诗情景交融，景中寓情，诗人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赋予抽象的感情以形体，在呈现自然之景的同时又体现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景别致而凄美，情愁苦而悲怆，意蕴藉而苍凉，境雄阔而高远，神完气足，为唐人登临诗篇之佳作。
这首诗将一个宴饮歌舞的场面写的缤纷绚烂，有声有色，形神兼备，兴会淋漓，并且以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深切体验。
这首诗的前五句描写一幅奇丽熏人的酒宴图，场面绚丽斑斓，有声有色，给读者极强烈的感官刺激。作者似乎不遗余力地搬出华艳词藻、精美名物，目不暇接：“琉璃钟”、“琥珀浓”、“真珠红”、“烹龙炮凤”、“罗帏绣幕”，作者用这样密集的华丽字眼描绘了一场华贵丰盛的筵宴。其物象之华美，色泽之瑰丽，简直无以复加。
诸物象之间没有动词连接，就像一组蒙太奇镜头，将画面与画面按照内在逻辑顺序一一呈现出来。杯、酒、滴酒的槽床……这些具体意象的相继出现，给读者酒宴进行着的意念。这种省略叙写语言的手法，不但大大增加了形象的密度，同时也能启迪读者活跃的联想，使之主动地去填补、丰富那物象之间的空白。
“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四句写宴乐的鼓点愈来愈急，连串三字句法衬得歌繁舞急，仅十二字，就将音乐歌舞之美妙写得尽态极妍。不仅让读者目不暇视，甚至耳不暇接。这似乎已不是普通宴饮，而是抵死的狂欢。下面的诗句作者开始解释这炊金馔玉，浩歌狂舞的原因。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春光正美，太阳却冷酷地移向地平线；青春正美，白发却已在悄悄滋长。曾在繁茂的桃花园中，看花瓣随风如雨而落，那真是令人目眩神迷的美。但每一秒的美丽，都是以死亡为代价的。何等奢侈的美丽。人们伸出手想挽留残春，但最终留下的，只是那空荡荡的枝头和指间的几片残红。在这凄艳的花雨中，在这渐渐拉长的日影下，愈转愈急的歌弦舞步是想追上时间的脚步，在时间鼓点均匀而无情的敲击声中，入唇的玉液琼浆己变得苦涩。
“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诗的前一部分是大段关于人间乐事瑰丽夸张的描写：美酒佳肴，欢歌曼舞，人生之乐似乎莫过于此。但结尾笔锋倏转，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死的意念和“坟上土”的惨淡形象，透露出一片苦涩幽怨的意绪。时光难逗留，诗人遂道，罢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既是壶中日月长，就多喝几杯，终日酩酊吧，无知无觉也就没有困扰了。何况哪怕好酒如刘伶，死后想喝酒亦不可得。可酒并不是真的就能令人忘忧。刘伶“一醉一石，五斗解醒”也未必真的逃避了痛苦。狂呼痛饮，及时行乐固然痛快，但是，即使秉烛夜游，人生又有几何，再回首已百年身，酒闲人寂之后，留下的只有深沉的孤独和空虚之感。况且生时的辉煌更加衬托出死后的悲凉，正是前后这种极度的反差和不协调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人间乐事极力地反衬出死的可悲，终日醉酒和暮春之愁思又回过来表露出生的无聊，这就是诗人内心深处所隐藏的死既可悲而生亦无聊的最大的矛盾和苦闷。人生总难免面对差别，在差别面前，庄子喜欢否定它，以求心灵的宽慰和淡泊；作者李贺则喜欢确认它、甚至放大它，以强化主体对生命、生活的敏感和执著。他为此宁愿悲愤伤感，宁愿陷入感性的深渊而不愿自拔。
这首诗以幽遽朦胧、瑰艳凄冷的意境，生动灵澈、神奇超常的意象，构设意与境浑的美学特质，充分表达诗人身处病态社会的烦闷、压抑、凄凉与愤激心绪，给读者以深刻的精神启示和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