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大道之行的主题思想
此文在阐明“大同”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大同”社会的美好前景。这里人人都能受到社会关爱，安居乐业，且各尽所能，这里寄托着儒家崇高的社会理想。
文中拿现实社会跟理想的“大同”社会作对比，从而顺理成章地指出，现实社会中诸多现象如搞阴谋、盗窃财物、作乱等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代之而兴的将是一个“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这其中已经折射出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形：社会变乱纷乘，动荡不安尔虞我诈，人人自危；盗贼横行，混乱不堪。
总之，此文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幸福憧憬。虽然主观目的，只是论说礼仪、阐释古制、宣传儒家思想，但其中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却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圣贤留给全人类的思想财富。读来启人深思，鼓舞人心。
分层解析
第一层
（一、二句话）对“大同”社会的纲领性说明
第二层
（三、四句话）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1、满足生存需求：人人得到社会的关爱。
2、满足发展需求：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3、满足精神愉悦上的需求：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第三层
（第五句话）全文的总结语
用现实社会跟理想社会中的“大同”社会做对比，指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黑暗现象，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取代的将是“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这首词写秋日登彭氏小楼的情景。首二句泛写登楼所见所感，接着叹息自己为生计所迫，或寄人篱下，或辗转远游，过着不能自主的生活。后二句由感喟身世而转到怀人，并料想亲人也在惦念自己，双方情意绵绵，相互思念。全词以景含情，气氛凄冷；语言清新明快，篇幅虽小而情味深长。
姜夔的这首《忆王孙·番阳彭氏小楼作》与其他相同词牌的作品相比，要略胜筹。作为一首描写羁旅飘泊的词作，词人并未将重点放在对漂泊的具体抒写上，而是通过抒发他内心的孤寂、伤感，将人引入一个更为幽微的境界，细致人微，感人至深。
起句以写景引起，并点明节序。冷红，盖指枫叶。霜后的枫叶一片绯红，在肃杀的秋风中，正一叶一叶飘落到秋塘中去。白石词多用“冷”字，如《扬州慢》“波心荡，冷月无声”，《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念奴娇》“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暗香》“香冷入瑶席”，而且往往以通感的形式出现，将自己凄凉的身世之感移情到几个创造的意象中。用“冷红”形容飘散的枫叶，顿觉凄冷的气氛笼罩全词。古代文人伤时悲秋，见秋风落叶，或怀念故土，或忧伤身世，并不稀见。
不过，次句“长与行云共一舟”，句法颇为新颖。行云，常用来比喻飘泊江湖的游子。如曹植《王仲宣诔》：“行云徘徊，游鱼失浪。”张协《杂诗》：“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姜夔一生未仕，四处飘泊，行踪不定，用“行云”来象征其身世，很为恰切。这里他不直说身如行云，而偏说“长与行云共一舟”，这就不落俗套。词人浪迹江湖，居无定所，乘舟走到哪里，天上的行云也仿佛跟到哪里，这难道不是与行云“共一舟”么？以上两句，泛写登楼所见所感，不仅切合当时所处的环境，其创意出奇之处，也透露出白石词“气体超妙”（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特色。
下一句承上意，具体点明所处之地。不自由，即不由自主。白石一生未仕，布衣终身，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为生计所迫，以请客身份或寄人篱下，或因人远游，辗转风尘，哪有安身立命之地？“不自由”，看似浅淡，却道出了飘泊江湖的无穷酸辛。游子在孤独落寞之际，总要想起知心体贴自己的故旧或亲人，结尾两句即由伤飘泊转到怀远人。
“两绸缪”，一笔两用，兼写男女双方。绸缪，缠绵之意。《诗。唐风盈觞酒，与子结绸缪。“此句写自己与合肥情侣双方情意绵绵，相互思念。“料得吟鸾夜夜愁”则专写对方。古人觉以鸾凤喻夫妇，此处”吟鸾“而加上”料得“，当指因相思之苦而夜不成寐的伊人。让人想起李商隐的诗句”夜吟应觉月光寒。“由自己思念对方而想到对方会无限思念自己，透过一层，感情更为深至，意境更为深远。”夜夜愁“，写出对方无夜不思，无夜不愁。词人相信对方对自己如此真挚思念，也正反映了词人对于对方的一往深情。
全词以感叹身世起，由写景开端，以抒情歇拍，由妻子怀想收结，巧妙地将身世感叹与怀人情愫绾合起来，凝炼地写入短短的五句词里，真是“超妙入神”。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