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颂·访落》中，周成王诉说自己年幼，缺少治国经验，请求诸侯辅助，既陈实情，又表诚意。当然，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诸侯，更需要的是施以震慑。诗中两提周武王（“昭考”“皇考”），两提遵循武王之道，震慑即由此施出。
参与朝庙的诸侯均是受武王之封而得爵位的。身受恩惠，当报以忠诚，这是道义上的震慑；武王虽逝，他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包括强大的军队）仍在，这是力量上的震慑。
最有力的震慑是诗中表达的遵循武王之道的决心。如果说“率时昭考”还嫌泛泛，“绍庭上下，陟降厥家”就十分具体了。武王在伐纣前所作准备有一条“立赏罚以记其功”（《史记·周本纪》）与诗中“上下”“陟降”相似，惟成王所处时局更为严峻，他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更为严厉。舜即位后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这是成王可以效法，并可由辅佐他的周公实施的。
《周颂·访落》其实是一篇周王室决心巩固政权的宣言，是对武王之灵的宣誓，又是对诸侯的政策交代，真诚而不乏严厉，严厉而不失风度，周公也借此扯满了摄政的风帆。
上片描绘塞外风光惊心动魄的场面。起句“试望阴山”，先廓定视野，继后写“试望”的心境和感受：“黯然销魂，无言徘徊。”“无言徘徊”形象地描画出心潮翻涌，无限思绪的情态。这第一韵是全词的基础，以下全由此展开。第二三韵视野极为开阔。由“见”字领起“青峰几簇，去天才尺”，写山岭高耸密集；“黄沙一片，匝地无埃”，写朔漠辽阔无边。底下连举唐代西域两个名镇“碎叶城”和“拂云堆”，并分别述以“荒”和“远”。“碎叶城”距阴山数千里之遥，试想不可目及，神思则可；“拂云堆”虽近在阴山南麓，但由于“雕外寒烟惨不开”，故目见也难。尽管如此，但这两句意象宏阔，为全词设下雄伟悲壮的氛围。词趣的流脉在踟蹰良久感慨良久的深沉情绪中，在雄伟悲壮的氛围里静静地流淌。突然，訇然声响，撼地摇天：“忽砯崖转石，万壑惊雷”。这一韵仅比李白《蜀道难》的诗句多出一个“惊”字。纳兰驱使古人，得心应手，于兹可见。这一声巨响，应是巨石滚人山谷其声轰鸣所致，从而在巨响中暂结上片。
下片抒发思家的情怀，修辞手法极见高妙。“穷边自足愁怀”，遥扣首韵，点明荒凉艰苦的塞外边疆，本来就富愁种。更紧承“又何必平生多恨哉”，语气似抑实扬，由因地域引愁过渡到因人事生衷，从而牵出两桩流传千古的史实。历史上令人生哀之事多矣，纳兰不胜枚举，无须枚举。故以“只”字界定，仅以下两端“凄凉绝塞，蛾眉遗冢”和“销沉腐草，骏骨空台”，就足以发人无限感慨。但其人如今已没，绝塞依然凄凉，空台满目腐草，留给后人的只是由此滋生的无限感慨而已，其人生苦短之情历历可见。故下韵“北转河流，南横斗柄，略点微霜鬓早衰”，直抒“人生几何”的慨叹。“北转河流”是黄河流势的真实写照，取孔子“逝者如斯”语意，灵动轻巧，贴切自然；“南横斗柄”写星辰依然按自然规律运动，古如是，今如是，未来仍如是。但人的生命却是极短暂的，故有“鬓早衰”的怅恨。纳兰仅活了三十一岁，盛年霜鬓，确是令人生哀的。煞尾“君不信，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稍抑即扬。“百事”既指历史事，更指自家事，件件桩桩，不随心者多矣，否则，怎会“霜鬓早衰”。
全篇取用赋法，对阴山一带的独特风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又借典铺除，婉曲层深，表达了“百事堪哀”的凄苦隐衷。全词苍凉凄婉，沉郁幽伤。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