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嵋:《英华》作“眉”。
渐:活字本作“惭”,误。
上片不是通常的悲秋情调,而是当前的时令景色表现了北宋沦亡、中原丧乱的时代气氛。“惨结秋阴”,这秋季惨淡的阴云四布于寒空,也笼罩了作者悲凉的心头。“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这三句既是深秋时分的江头情景,也是借雁自喻,也就是以北雁南飞暗喻自己此时的去国离乡,仓皇南渡。“沙碛”二字,暗含满眼荒寒。“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这两句词用唐崔颢《黄鹤楼》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愁。”“迷”字点出心境,此时词人目断心迷,南北莫辨,有茫然无适之感。上片末两句化自王维《汉江临泛》诗“山色有无中”,和秦观《泗州东城晚望》诗“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但词中“遥山”之“青”加以“寒”字,变成了“寒青”,这也是望眼凄迷所致吧。回望淮水诸山,告别中原,词人无限依恋的情意,溢于言表。
下片抒情,就以“放笔为直干”的写法,抒发作者国难当前时的忧虑之情。“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建炎元年,赵鼎不过四十三岁,正委以重任,就白了头发。这是因为去年汴京失守,二帝蒙尘;当前家人分别,南北暌隔,再加上时局艰危,前途未卜,这些不能不使他肠断而头白了。“须信道”两句有两个衬字,按照词律,这两句是七字句,则“须”字(或“道”字)和“奈”字是衬字。此词下片极言亡国之恨无穷,根本不是借酒消愁所能消除得了,除非万里长江的滚滚洪流入酒杯,满怀积闷或许可以冲洗一番。结句把郁结心头的国家民族之深忧,同眼前滔滔不绝的长江合为一个整体,令人感到这种忧愁直如长江一样浩荡无涯,无可遏止。作者的爱国热情和满腔积郁不平之气,也于此尽情流露出来了。
全文上片写景,极写南渡路途凄惨。下片抒情,就以“放笔为直干”的写法,抒发作者国难当前时的忧虑之情。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
这首词借咏柳讽刺了隋炀帝的荒淫无度。
上片写隋炀帝锦帆龙舟下汴河,极尽铺张。
下片写其荒淫误国。“笙歌”句饶有韵味,将由繁盛转为破亡的历史教训,一笔端出,颇有社会意义。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