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实在是一篇奇作。在中国词史上，写山水的词作罕有其匹。词咏四川资中县的东岩。东岩形似剖盎，侧立千尺，溪壑深杳，东岩在蜀中，词人似乎有意要与蜀人李太白《蜀道难》一争高低，词也的确有太白雄风。

　　本词第一奇在构思，用奇特的想象，从虚处着笔，把东岩写得极富传奇色彩和动态的力度美。巍巍的东岩，壁立千仞，石壁夹道，峻极中天，仿佛是在混沌天宇中，由造物主“凿开”的一道“天险”；它高矗云天，又象是奔腾飞驰的“云髓”聚焦“凝成”；它中开一线，又是怎样形成？原来是“天风”将它“吹裂”所致。“凿开”、“凝成”、“吹裂”、“中开”四词，力可扛鼎。词人不从东岩现存的静态形象着笔，而是展开想象，从它的“生成”过程入手，把一座静态的，也许在常人看来极为普通的山岩写得奔腾驰骤，气势磅礡。巍巍天险，被词人玩赏于股掌之上，戏弄于笔端之下，写来毫不费力。而写就的东岩风云奔走，极富于运动感和力度美，确实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南宋大词人辛疾疾竹的山也够富于运动感和气势的了，“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群峰叠嶂，犹如万马回旋，向东奔驰。但比较而言，辛弃疾词仍是从现实的可见的意象进行构思取譬，而本词则完全是凭想象，从虚处非现实化的意象着笔构思。论气势力度，二词平分秋色；但论浪漫色彩和想象之奇，辛词不能不让一着。“高擎”二句，仍写东岩之高入云天仙界，但用一“擎”字，便又写出其动态和力度。“擎”有支撑、托住之意。仿佛让人觉得仙界向下重压，而东岩则撑持向上顶住，既写出和东岩的高度，又表现出了它的力度。如把“擎”字换一“入”字或“耸”字，动感和力度就无法表现出来了。“鸟道”一句，语出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太白，即秦岭的太乙峰。词意谓东岩之高仅飞鸟可通，而东岩的鸟道又仿佛太白西边的鸟道一样高峻。
 
　　“擎仙界”、“矗半空”的东岩已经高不可攀了，可词人仍然设想“凭高”，去俯视东岩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山高，人更高——不，是词人的“心高”，想象力高。西方美学论崇高美，认为崇高来自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的敬畏。本词也富于崇高美，而崇高美感的来源恰恰相反，它产生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力量、气势的把握。词人面对巍巍高峻的东岩，不是敬畏恐惧，而是产生征服、戏弄它的豪气。无论是中国画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高山，总离不开云，因为中国艺术家们已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云雾写之。”即通过云雾的缭绕来烘托山的高峻。
   
　　比如唐代诗人兼画家于一身的王维就很懂得这个理，他写终南山的高，就写道：“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杜甫写泰山也有“荡胸生层云”之句。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琅玡山也写到“云归而岩穴瞑”。但比较一下本词所写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便可看出，上述诗文中的云都是轻飘飘的云，而本词中的云却是奔腾驰骋的云。“鼓舞风雷”，不仅写出了岩腹吞云吐雾的强烈运动感和力量，而且写出“云嘘”雾吐时轰烈的声响效果。云雾吞吐竟响如风雷，只有在豪杰之士的笔下才有这般气势。

　　本词第二奇在奇情壮采，豪气逸兴。词人面对巍巍东岩，逸兴遄飞，“志壮”凌云。我们仿佛见着他脚蹬被桃花香染过的登山鞋，阔步快速地奔向青云，进入月宫，高折蟾宫一枝桂树。“快阔步”、“便孤骞”、（高举）、“超”（越）几个连续快速的动作，充分表现出词人心胸内沸腾的激情，“疏狂”的豪气。他写景富于动态、力度，写情同样富于动态，力度、气势。诵读时，“快阔步”五句要一口气读下去，体会其声情，才能品味出其中强烈的节奏感。由强烈的节奏感又可进一步体会词人心灵快速激烈的律动。

　　“笔蘸天河，手扪象纬，笑傲风云入壮题”，狂豪、奇壮无以复加！读此三句，似乎觉得当代郭沫若先生《站在地球边上放歌》也不那么奇特了，又感到诗仙李白“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俱怀逸兴壮思习，欲上青天揽明月”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惊天地、泣鬼神”了。“象纬”，指日月五星。词人竟然要手摸着星辰日月，笔蘸着天河之水，来题写他的风云意气，世间有几个如许的狂人！南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之“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也同样具有囊括宇宙的气概，但作一“细”字，觉得气势的力量稍嫌不足，不似本词气势奔腾直下，一泄千里。结尾紧承上意，写他“笔蘸天河，手扪象纬”，在“苍壁”上挥洒着大笔，如龙蛇翔舞，左右奔腾！我这支秃笔已无法形容周权那奇特的想象力和壮浪纵恣的豪气，只觉得他不是胸吞宇宙，气盖乾坤就无法写出这样的奇作。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是一首“再次韵”之作。“次韵”，用韵有严格规定，不能超越变更原作的韵脚，这已经限制创作的思维了。而刚用原韵写过一首（原题《次韵王尹赋东岩》），再度用原韵写作，就无异于戴着脚镣手铐跳舞，而周权却偏偏跳得如此潇洒，如此自在，如此欢腾，可见他惊人的才气。
 
　　全词由奇景而生奇情。上阙从东岩的“凝成”写到它的“中开”和吞云吐雾的气势；下阙从“阔步”登天写到他月中折桂和在苍壁上挥舞“龙蛇”。全词一气呵成，气势奔注，而不作腾挪跌宕。词以气势胜，才不觉得词中屡用的“天险”、“天风”、“天河”、“风雷”、“风云”、“青云”、“云髓”、“云嘘”等意象有重复之感。词中用词造句之避与不避，取决于创作主体能否驾驭词的气势和语言，未可一概而论。

　　杜甫写月诗的诗题中有两首较为特殊，即《十六夜玩月》，与八月十五日只相差一天或两天，也可能出于观察一下两天月色的差别，或出于避旧求新的思维习惯，所以一首叫“玩月”，一首叫“对月”。何为玩月呢?从诗的思路仅其内容看，诗人大致从以下角度来思考吧：首先是月和人是双向寻趣的，不单是人在玩月；既是“玩”从描写上来看便具有灵动性和欢乐感，摆脱过于拘谨；再是人的范围扩大，不单是诗人玩月。我们且看诗为何来寻趣吧!

　　这是一首五律，字数不多，但所含面较为宽广，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二两句为衬托或称前言，月所具有的招人喜爱和可亲之处要给予显示或作简要描述。时令已值秋天，月色尤为皎洁明亮，让人爽目怡悦。十六的夜晚月光如金波可舀，多么浓郁，秋露在月光沐浴下更呈玉色之光彩，多么着人心感滋润。十六日的圆月、银光不逊于十五，为“玩月”作了很好的衬垫。三、四两句写人与月寻趣的宽阔空间和较好的条件。请看，关山因有今夜如此明亮玉色的月光照耀，使天地显得更加宽广辽阔，创设了充分自由飞翔的空间，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这时你将会发现，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人流显得如此贴近，天上的银河、星星、月亮与人间已如邻近之同居共饮，啊！人与月原来是这样亲近相依。这为今夜人月对玩寻乐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其中也隐含了月对人之情意。

　　下四旬为第三层次，写出了今夜玩月的乐趣。诗人的设计也有特色，先写地域之广，有山谷野坡，有边域，有村落，也有河上，可称遍及四方。再写玩月者的类别，有打樵人，有边防卫士，有乡村儿童，也有水上旅途者，包罗广大人群的代表，说明“月”在广大人群心中的情意之深。第三，写如何玩月，打樵者唱着山歌，踏着月光，高兴而归，这是用歌声来玩月。边城城楼上响起横笛曲声，显得多么哀幽，大概是高乡遥远的战士，仰视明月不免有思乡之愁萌生，笛声也就吹出了“乡思曲”，这也算月对人的一种同情与共承哀愁。儿童们在明月之夜，大有跳跃寻乐之乐，他们嬉戏而蹦跳，乐趣横生，玩得如此天真。明月也就高兴地提供儿童们活动的天地，这也是月寻趣之乐。已是半夜还有行舟，有的是夜行之途，也有是月下寻乐，这也含有了行舟玩月之趣。从以上玩月的描述中也可看到诗人杜甫虽心怀思乡之愁，但也有乘乡愁之时作玩月之乐，既可寄托念家之思，也可畅抒对之月爱。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这首诗是根据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写成的乐府歌行。南朝梁殷芸《小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七月令》引）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这则神话将牛郎织女的被罚阻隔天河，诿之于织女的嫁后贪欢，懒惰废织，带有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思想遗毒。这首诗虽取材于此，但作者却是讴歌他们的深挚爱情，同情他们被迫分离；结尾又以“夜夜孤眠”不嫁人的嫦娥与之作比，似在暗示天地间较牛郎织女更为不幸的大有人在，足以启发人们深思。

　　全诗可分四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点明时令和鹊桥。“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西方之神“蓐收”开始行司秋令，北斗七星的斗柄已指向西方了。金风飒飒，银汉迢迢，星移斗转，这是多么迷人的夜空。这时“神官召集役灵鹊，直回天河云作桥”。神宫召集喜鹊，役使它们直回天河，云集为桥，以回织女与牛郎相会。这四句诗通过具有时令特征的景物和神话中的鹊桥显示七夕已到，为牛郎织女相会布置了环境，渲染了气氛。

　　“桥东”以下十二句为第二段，追溯牛郎织女唯七夕一相逢的原因。写了织女婚前、婚后和被谪归河东的全过程，内容与《小说》大致相同。但文辞流美，叙述宛转，富有情韵，远非《小说》可比。特别是增加了“绿鬓云鬟朝暮梳”一句，与充满着旷怨之情的“辛苦无欢容不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她“河西嫁得牵牛夫”，伉俪相得，极为如意的心情。她由“容不理”变为“朝暮梳”，是热爱男耕女织新生活的表现。诗人加上这一句，丰富了织女的形象，突出了她珍惜爱情、追求幸福的性格，使一个“得此良人”，心里甜丝丝、美滋滋的新嫁娘的身影跃然纸上，而那“贪欢”“废织纴”之说，已成了苍白无力的欲加之罪。

　　“别多”以下八句为第三段，写牛郎织女七夕乍会又离的悲痛。一年三百六十日，他们只有一个晚上能够相会，真是“别多会少”，但这是天帝的命令，无可奈何。如果是个忘情者，倒也罢了，却偏偏想起了从前夫唱妇随的无限恩爱，怎能不痛苦万分。他们匆匆相会，离愁别恨还未说完，可是“烛龙已驾随羲和”。神话传说中的烛龙（在北方无日处，目发巨光，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已随御日车之神羲和拉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一年一度的七夕就这样消逝了。守在河边监视他们的天官严厉执行天帝的命令，不管她们“相见时难别亦难”，天刚亮便无情地催促织女踏上“鹊桥归路”。她心痛似绞，喷涌的泪水，化作了滂沱大雨。但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泪痕有尽愁无歇”，有尽的泪水又怎能冲洗掉无穷的离愁?这八句诗通过“恩爱多”与“别多会少”、“说不尽”与“烛龙已驾”、难割舍与灵官催发、泪有尽与“愁无歇”的矛盾，把织女内心的痛苦刻划得入木三分，真切感人。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是对织女的劝慰之辞。大意是说，织女你不要悲叹，天地固然无情，但你与牛郎一年一度总会相见一次，比起“夜夜孤眠广寒殿”的嫦娥来不知要好多少倍。天地之大，不仅只有嫦娥永久孤眠独宿，“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元稹《织夫词》）；“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施肩吾《古别离》）。人间羡慕织女的怨女真不知凡几，望夫石之多，亦是见证。诗人将嫦娥作为孤凄女子的化身，通过她与织女的对比，深化了主题。

　　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不仅写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场面，还追叙了织女婚前婚后的有关情节，展示了她心情变化的三个过程：嫁前“辛苦无欢容不理”；嫁后“绿鬓云鬟朝暮梳”；谪归“泪痕有尽愁无歇”。由怨而欢而悲，机声、玉指、愁容、欢态、叹息、眼泪都写到了。诗篇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她，使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血肉丰满的少女形象活跃在读者面前。这是这首诗超过同题材的一般诗词的地方，无怪乎《侯鲭录》云：“此歌东坡称之”。

　　这首诗四句一组，一组一意，通俗流畅，平淡自然，是诗人“满口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贺方回乐府序》）的创作主张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