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都篇》属于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无古辞。诗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无度的生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以为这是曹植早期的作品,是建安年间他看到洛阳贵游子弟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作,其中甚至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一以为从此诗所写的洛阳少年奢靡豪华的生活来看,不宜出现于建安或黄初年间,因洛阳在汉末经董卓之乱后,破败零落,贵族子弟不可能有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故此诗宜系于太和年间曹植入京时所作,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考曹植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中说:“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可见其时的洛阳确实破落不堪,故从后一种说法。
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以为“刺时人骑射之射妙,游骋之乐,而无爱国之心”(《文选》六臣注引张铣语),即以讽谕为主,意在指责京洛少年的生活奢靡而不思报效国家。一说以为“子建自负其才,思树勋业,而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愤赋此”(《古诗赏析》引唐汝谔语),即以少年自况,由此表示心迹。然笔者以为此诗若定于后期所作,则其时曹植已不是裘马轻狂的少年,而其心境也抑郁不欢,故绝无可能以翩翩少年自况;而且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对这些贵游子弟实不无微辞,故在介绍此诗时还是取张铣的说法。当然,有人在此诗中看到了曹植本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说明诗人对这种游乐宴饮的熟悉,而且其描绘的手段也是逼真而传神的。如果借一句前人评论汉赋的话来说,便是“劝百而讽一”,虽然诗人的意图在于讥刺和暴露,而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在赞美和颂扬。
全诗主要的篇幅都在写京洛少年的游戏与饮宴。开头二句以邯郸、临淄等著名都市的艳丽女乐来陪衬京都洛阳骄奢的游侠少年,以“妖女’引出“少年”,起调即著色浓艳。随后转入对少年形貌的描写,他佩带的宝剑价值千金,所穿的衣服华丽鲜艳,在装束上已可见少年的富有而放达。接下去便写他的活动:在城东郊外斗鸡,在长长的楸树夹道上跑马。斗鸡是汉、魏时富家子弟普遍爱好的习俗,曹植本人就有《斗鸡》诗极言以斗鸡取乐,据说魏明帝太和年间曾在洛阳筑斗鸡台,这里所写大约也基于当时事实。“驰骋未能半”以下写少年的驰猎,先说他一箭射中两只奔兔,次说他仰天随手一箭又将迎面飞来的鹞鹰射落,再说观者的啧啧称赞,从而将其箭法的高超刻画殆尽。“归来宴平乐”以下则转入对他举行饮宴的描述。平乐观在洛阳西门外,少年在此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不惜酒价的昂贵,欲一醉方休。席上有切细的鲤鱼、虾子肉羹,还有酱渍的甲鱼和烧熊掌,呼唤高朋入座,摆开了长长的筵席,可见其穷奢极欲。“连翩”二句复写其宴会后的蹴踘与击壤之戏,表现出少年的动作敏捷奇巧,变化万端。游乐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西沉,而时光已不可再挽留,大家这才如浮云一般散去,各自回到了城中的居处。诗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欢乐已尽,人去筵散,然而诗人忽然笔锋一转,说到了明天,人们再重新回来寻欢作乐。
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京洛少年的行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身手矫健的英俊少年,骑射的本领十分高超,但只是用来打猎消遣,于国无补;他慷慨好施,穷极奢华,然未知节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虚掷,而无忧国忧民之心。然而,曹植对京洛少年的批评只是以很隐约含蓄的方法来表现的,通过尽态极妍的描绘逗露出来,如写他善射曰:“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又如写他宴会的丰盛:“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其描写未免过份夸张,而诗人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暴露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过份的逞才与奢豪,自然会激起人的不满。虽然曹植在这里未著一字批评,然其中的褒贬曲曲可见。又如最后说一天的欢乐已尽,“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已隐寓时光虚度,青春一去不返的惋惜之意,然结句忽又说“清晨复来还”,言外的讽谕之意就更加清楚了。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说:“白日”二句下,定当言寿命不常,少年俄为老丑,或欢乐难久,忧戚继之,方于作诗之意有合,今只曰‘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而已,万端感慨皆在言外。”说明了曹植此诗中的讽谕纯以含蓄的笔墨出之,不露痕迹而宛然可见。
此诗虽然是一首叙事诗,然诗人的描写与叙事是经过极缜密的剪裁取舍的,诗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记录京洛少年的家庭、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每个侧面,而只是选了他一天之中的活动,这样便有利于将笔墨集中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的描写上去,能够简略分明、繁简适度地来展开描写。因而于这一天的活动中诗人抓住了少年的射猎与饮宴两件事,其他如斗鸡、跑马、蹴踘、击壤只是一句带过,表现了诗人剪裁上的匠心。他用了“驰骋未能半”至“众工归我妍”十句来刻画铺叙少年射猎的娴熟本领,写来绘声绘色,如耳闻目见,“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两句不仅描绘出他射艺的出神入化,而且一个傲然自得的少年形象已跃然纸上,“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又从侧面将其箭法的出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如古乐府《陌上桑》中写少女罗敷的美貌,通过旁观者的赞美与反应来写,而这里所不同的只是妙龄女郎换成了翩翩少年,其手法则同出一辙。总之此诗在谋篇布局、剪裁详略上颇有成功之处,故吴淇曾说:“寻常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例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事,一日驰骋,一日饮宴。”可见前人已注意到了此诗写作上追求典型、详略分明的特点。
这首诗是作者病愈后登快哉亭有感之作。首联以鸣蝉起兴,点明乡愁的主旨。以蝉之“得意”反衬自己的失意。颔联写诗人梦后倚楼。颈联是这首诗的精华,富有情韵,从忆想回到现实,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尾联即景抒情,写作者自己辜负了故乡亲友赏菊之约虽然令人伤怀,让秋风吹白了霜鬓,满是“白发生头未得归”的惆怅。
诗一开首以雨后蝉鸣起兴。秋高气爽,雨过天晴,再加病愈登亭,十分畅快。连枝上的蝉也仿佛有所领略而在欢快地鸣叫。“得意”二字,既写出了蝉鸣的神态,又微露了诗人的歆羡之情:蝉之踌躇满志,正是因为它既得时、又得地。言下已隐含人不如蝉的况味。
二句由“听”转向“见”:秋雨新洗,值此黄昏之际,行人渐少,尘土不扬,那通往故乡的道路显得分外清晰。这一句在眺望中透露出诗人的心事:怀乡情重,思归心切,不曾有一日忘怀。平日里世事纷扰,或可抑制一时,一旦除去世务的羁绊,那潜在的意念又会立即浮现。当此病后偷闲、偶尔登临送目之际,思归之念便又油然而起。
三四两句极写归思之深、之切。病后的频频把盏,不是为消渴解馋,实因乡愁太深、太重,挥之不去,斥之又来,不得不借助酒力排遣。这里字面上只写了病后,却透露出病前和病中的消息。病前早已借酒浇愁,病中被迫停饮;仿佛欠了的债要加倍偿还,故病后愈是贪杯,愈可见病中难以消停的情状。杜甫《登高》诗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也是写以多病之身,深以停杯戒酒为恨。贺铸当时患有肺病,又滞留他乡,遭遇和杜甫相似。可见使诗人最受煎熬的是怀乡病,所饮之酒,实在是满含辛酸强咽下的苦酒。百病之中,唯心病难治。清醒时固然为其所苦,即在睡梦中也不曾解脱。这里字面上只写了梦后,实则暗示出曾有无数次的思乡梦。梦中可以千里回乡,则梦醒后愈是归思难忍,正如汉乐府《悲歌》所说:“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这天长日久郁积的乡愁,这梦中犹且萦绕的归思,俱化为一含情凝睇之人,呼之欲出。至此,诗人的登临之意,已神气毕现了。
下两句又从忆想回到现实。鸦投古刹,是黄昏时万物栖息的典型景象;而落日斜晖,又隐隐约约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晚唐的温庭筠即多以夕照飞鸦写此情调,如“鸦背夕阳多”(《春日野行》),如“出寺马嘶秋色里,向陵鸦乱夕阳中”(《开圣寺》)等。贺铸或有所取法。天色向暮,自然界的飞禽均有所托,而人的归宿却不知在何处。暮霭之中,唯见远去的道路渐渐隐没在一片凄迷的草色之中。
第六句系从白居易的诗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中化出,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用行道上“更行更远还生”的草色喻示思念之殷切;不同之处则是白居易着眼于枯而复荣的春草,借喻别情之“满”、之盛;贺铸这里写的却是荣而复枯的秋草,其中暗寓失意之恨。诗人于怀乡思乡之中,又寄托了自己落拓不遇的身世之感,遂使全诗的思致更见深入、意蕴更见丰厚。
一年一度的秋风,最能动人归兴,诗人此时滞留他乡,无计归去。眼见得梦想成空,徒然催人早生华发而已。“秋风发上生”几字,用语生新奇警,不落陈腐。唐代李贺诗说:“秋野明,秋风白。”秋风和白色始相钩连,至苏轼又用“霜风”形容须发皆白,如“白头萧散满霜风”、“白须萧散满霜风”等。贺铸点化成句,自铸新词。这里不仅意指鬓发的斑白,而且秋风萧萧,又给人以冷的感觉。因此这一新奇的用语,也便暗示着作者凄冷的情怀。贺铸多病早衰,又因喜谈世事,每忤权贵,屡受排抑,悒郁难平。他在徐州任上曾多次吐露了这种幽冷不平的情怀,如“我已困摧辱,壮心如湿灰”(《寄杜仲观》)、“三年官局冷如水,炙手权门我未能”(《留别张白雪谋父》),这些都可作为这首诗的注脚。
这首诗在章法结构上颇具匠心。诗中写景和抒情的内容参差穿插,跌宕回旋,用笔极为灵动。如首三句用写景起兴之后,颔联忽然宕开去作一追叙,紧接着又用“梦后倚楼”一笔挽回。颈联再次写景,因为前几句已提供了一定的心理背景,故这里的景都具有了以物象作比喻的性质。末两句直抒胸臆,立一篇之警策。全诗以得意的蝉鸣兴起,又以作者落寞感伤的情怀作结,在鲜明的比照中突出了诗人既不得其时,又不得其所的深沉感概。《四库总目提要》称贺铸诗“工致修洁,时有逸气”,由此可见一斑。
《史记·滑稽列传》记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的故事,但对三人活动的年代,记载了有明显的矛盾和错误。如说淳于髡是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人,优孟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人,优旃是秦时人,秦亡(前206年)后归汉,数年而卒。可是原传却又说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后二百余年有优旃。这是太史公的疏忽。本篇只选了淳于髡的传。
“滑稽”一词的古义与今义并不全同。古义有多义性,屈原在《楚辞·卜居》中使用它带着贬义,有圆滑谄媚的意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使用它带着褒义,有能言善辩,善用双关、隐喻、反语、婉曲等修辞手法的意思。这两种意义与今义都不尽相同,但又都有语义发展上的相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