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半部分写景。“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勾画出阳山地区的全景。春山明净，春江空阔，还传递出一种人烟稀少的空寂。淡淡几笔，生动地摹写了荒僻冷落的景象。接下来是两组近景镜头，“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筼筜是一种粗大的竹子。踯躅，植物名，即羊踯躅，开红黄色的花，生在山谷间，二月花发时，耀眼如火，月余不歇。这一联，可以说是作者为前面一联的冷落景象又点缀了一些鲜艳、明快的色彩，增添了些许春天的生气。上句的“竞”字同下句的“闲”字，不但对仗工稳，而且传神生动。“竞”字把嫩笋争相滋长的蓬勃景象写活了；“闲”字则把羊踯躅随处开放、清闲自得的意态托写出来。这四句诗，先写远景，后写近景，层次分明。有淡墨涂抹的山和水，又有色彩艳丽的绿竹和红花，浓淡相宜，形象突出。再加上哀猿的啼叫，真可谓诗情画意，交相辉映。
这首诗中的景物，是与作者此时的处境与心情紧密相连的。它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一是静、二是闲。静从空旷少人烟而生，作者从繁华嘈杂、人事纷扰的京城一下子到了这僻远荒冷的山区，哀猿啼声处处有，人间茅舍两三家，这种静与作者仕途的冷遇相互作用，使他倍感孤独和凄凉。这种闲，由他的处境遭遇而来，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悠闲超脱，没有羁绊，然而不免使人触景生情。身虽居闲地，心却一刻也没能摆脱朝廷的束缚，常常被“未报恩波”所烦扰，不能得闲，故而分外感慨。作者虽然写的是景，而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隐情，正如王夫之《唐诗评选》所说：“寄悲正在比兴处。”
诗的下半段叙事抒情，“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前句的“未”字贯“报”与“知”，意谓：皇帝的深恩我尚未报答，死所也未可得知，但求不要在南方炎热的瘴气中虚度余生而已。这两句是全诗的关键，蕴含着诗人内心深处许多矛盾着的隐微之情；有无辜被贬的愤怨与悲愁，又有对自己从此消沉下去的担心；有自己被贬南荒回归无望的叹息，又有对未来建功立业的憧憬。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忧愁怨恨，只提到“死所”、“炎瘴”，却比说出来更为深切。在这样的处境中，尚还想“未报恩波”，这表现出儒家“怨而不怒”的精神。有了这一联的铺垫，下一联就容易理解。“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斗”同“陡”，是顿时的意思。“斗觉”二字用得奇崛，把诗人的感情推向高潮。这一联写得委婉曲折，诗人没有正面写自己如何忧愁，却说读了张署来诗后鬓发顿时白了一半，似乎来诗是愁的原因，这就把全诗惟一正面表现愁怨的地方掩盖住了。并且写愁不说愁，只说霜毛陡加，至于何以至此，尽在不言之中。诗意婉转，韵味醇厚。
诗写僻境，以画意出之，写忧愤，以曲笔出之。诗人似乎尽力想把他那种激愤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是又自觉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使人感受到那股被压抑着的感情潜流，读来为之感动，令人回味，形成了这首诗含蓄深沉的特点。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此文由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在仪征县发生的一场火灾生发，先交待了这场火灾的时间、地环境和严重后果，再极力渲染火灾的场面，然后具体地描写了盐船起火后盐民死难的悲惨景象，最后写死者的无辜及其亲人的祭奠。全文摆脱了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结构上紧扣“'哀”字，细节描写上生动逼真，抒情上往往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悲哀与同情，真切感人。
首先，在结构上，作者采用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手法。不断变换审视角度，通过生动地描绘景象，抒发情感，把哀愤之情逐步深化，收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第一段是全篇总冒，交待了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和结果，其中特别提到“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并且是“一夕并命，郁为枯腊”。这样突然的变故和悲惨的结果，骇人听闻。全文起手就显得突兀不凡，虽简洁明了，但一股悲愤之情，却直透人心肺。第二段转入正面描写整个大火场面，极力渲染悲惨气氛。一开始，先写出隆冬寒冷、江中风大这阴森可怖的环境，为大火的突发和猛烈设下伏笔。接着写大火发生，先是“星星如血”，紧接着是“百舫尽赤”，然后是船民奔走狂呼，而后是烟消火灭，“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最后是“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用浓墨重彩。次第写出了大火发生的经过，展示了整个火灾的生动场面，而哀愤之情激荡于字里行间，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这是大笔勾勒、宏观把握，在第一段的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第三段又转换笔触，集中描写船民奔走逃生的情景和被淹死、烧死的惨状，是具体描写、微观透视。作者写了船民的仗义互救，也写了他们的奋力逃生，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无情的大火和滚滚波涛，“乃同归于死地”，尸体奇形怪状，无辜的船民死不瞑目。这些伤心惨目的描写，字字句句浸透着作者的血泪，更深一层地打动着人们的恻隐之心。第四段更进一步写死者的无辜和亲人的祭奠。那“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堕天昏，凄凄鬼语。守哭迍邅，心期冥遇”的惨景，几乎令人心绝。经过层层描写，不断渲染烘托，悲哀之情到此达到顶点，整篇文章产生出感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力量。全文各段，整体看来显得大开大合，上段末顺势收束，而下段又掉换笔锋，推宕开去，看起来似乎是另起端绪，实际上是亦宕亦接，若断还连，步步引进，不断深化，使文章具有浩浩荡荡的宏大气势。这种结构上的错落有致，独辟蹊径，把悲哀之情表现得极为浓郁，极为深沉，令人感动不已。
其次，在细节描写上，细如毫发，生动逼真。为了表达对船民的满腔同情之心，细节描写即大多集中在船民身上。第二段中以“群饱方嬉，歌咢宴食。死气交缠，视面惟墨”写火灾发生前夕的船民，前两句表现平和安居生活，十分生动形象，是对以后描写大火的反衬；后面两句又给这种暂时的平和生活蒙上阴影，预兆灾祸之将来，倍觉凄切。以“跳踯火中，明见毛发。痛謈田田，狂呼气竭。转侧张皇，生涂未绝”写火灾发生时船民在火中的情形，把船民在大火中仓皇奔窜、痛苦呼号、奋力挣扎的动作、声音和神态表现得极为生动、准确而又细致，绘声绘色，历历如在眼前，使人怵目惊心。写死难船民的尸体，更加惨不忍睹：“出寒流以浃辰，目睊睊而犹视。知天属之来抚，慭流血以盈眦。诉强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剥支离，漫漶莫别。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积埃填窍，攦指失节。”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来详细描写尸体的形状，深刻地展现这场悲剧的受害者的惨况，让人们如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这些船民的不幸遭遇，对这场灾难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从而产生出对受难者的无限哀痛和同情。这些细节刻画既对大笔勾勒作了补充，又对表现全篇主题起了深化的作用。
再次，在情感抒发上，作者往往直抒胸臆，反复写出自己悲哀的叹息之声和愤怒的抗争之意，把感情表达得荡气回肠。第一段末尾，作者在刚刚点出这场悲剧后，就情不自禁地喊出：“烈烈厄运，可不悲邪！”悲怆之情，震荡心魄。到第四段，作者的情感几经酝酿，愈加浓烈，不断地发出悲声：“呜呼哀哉！”、“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悲夫！”直到最后，作者的同情之心上升到极点，心情也更加沉痛，终于爆发般地呼喊出：“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可谓字字凝血，句句含泪，把一个“哀”字表现得人木三分，使读者的心灵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最后，此文是一篇骈文却摆脱了骈文“饰其词而遗其意”的形式主义倾向，没有因用典、对偶等方面的限制，而形成板重和呆滞的缺点；相反，作者能举重若轻，控纵自如，把典故、词语化解在对场面、人物的具体描写中，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十分真切动人。
这是曹丕《燕歌行》二首中的第一首。《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它和《齐讴行》、《吴趋行》相类，都是反映各自地区的生活，具有各自地区音乐特点的曲调。燕（Yān）是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名，辖地约当今北京市以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等一带地区。这里是汉族和北部少数民族接界的地带，秦汉以来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历年统治者都要派重兵到这里戍守，当然那些与此相应的筑城、转输等各种徭役也就特别多了。拿最近的事实说，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伐乌桓的战争，就发生在这古燕国的北部今辽宁省兴城一带。反映这个地区战争徭役之苦的作品，早在秦朝就有“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骨相撑拄”的民歌，到汉代更有了著名的《饮马长城窟》。曹丕的《燕歌行》从思想内容上说就是对这种文学作品的继承与发展。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说：“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又引《乐府广题》说：“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这样来理解作品的内容是正确的。《燕歌行》不见古辞，这个曲调可能就创始于曹丕。这篇作品反映的是秦汉以来四百年间的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他所亲处的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关心与同情。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开头三句写出了一片深秋的肃杀情景，为女主人公的出场作了准备。这里的形象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有感觉的，它给人一种空旷、寂寞、衰落的感受。这种景和即将出场的女主人公的内心之情是一致的。这三句虽然还只是写景，还没有正面言情，可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情满于纸了。这种借写秋景以抒离别与怀远之情的方法，中国是有传统的。宋玉《九辨》中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高临水兮送将归。”汉武帝的《秋风辞》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燕歌行》与它们思想感情上的连续性，而且还可以看到其中语言词汇上的直接袭用。但是这些到了曹丕笔下，却一切又都成为具有他个人独特思想面貌，独特艺术风格的东西了。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在前面已经描写过的那个肃杀的秋风秋夜的场景上，我们的女主人公登台了：她愁云满面，孤寂而又深情地望着远方自言自语，她说：你离家已经这样久了，我思念你思念得柔肠寸断。我也可以想象得出你每天那种伤心失意的思念故乡的情景，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这样长久地留在外面而不回来呢？慊慊（qiànqiàn）：失意不平的样子。“慊慊思归恋故乡”是女主人公在想象她的丈夫在外面思念故乡的情景。这种写法是巧妙的，也是具体、细致的。一个人思念另一个人，其思想活动总有具体内容，或者回忆过去在一起的时光，或者憧憬日后见面的欢乐，或者关心牵挂对方目下在外边的生活，想象着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如此等等。这种借写被思念人的活动以突出思念者感情急切深沉的方法，早在《诗经》中就有，到了宋人柳永笔下更有所谓“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那就更加精采了。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翻进一层，使人更加感到曲折、细致、具体。淹留：久留。“君何淹留寄他方？”这里有期待，有疑虑，同时也包含着无限的悬心。是什么原因使你至今还不能回来呢？是因为修筑繁忙？是因为战事紧急？是因为你生病了？受伤了？还是……那简直更不能想了。看，女主人公的心思多么沉重啊！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茕茕（qióngqióng）：孤单，孤独寂寞的样子。不敢：谨虚客气的说法，实指不能、不会。这三句描写了女主人公在家中的生活情景：她独守空房，整天以思夫为事，常常泪落沾衣。这一方面表现了她生活上的孤苦无依和精神上的寂寞无聊；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女主人公对她丈夫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她的生活尽管这样凄凉孤苦，但是她除了想念丈夫，除了盼望着他的早日回归外，别无任何要求。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援：引，拿过来。清商：东汉以来在民间曲调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乐调，以悲惋凄清为其特色。短歌：调类名，汉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是根据“歌声有长短”（《乐府诗集》语）来区分的，大概是长歌多表现慷慨激昂的情怀，短歌多表现低回哀伤的思绪。女主人公在这秋月秋风的夜晚，愁怀难释，她取过瑶琴想弹一支清商曲，以遥寄自己难以言表的衷情，但是口中吟出的都是急促哀怨的短调，总也唱不成一曲柔曼动听的长歌。《礼记·乐记》云：“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女主人公寂寞忧伤到了极点，即使她想弹别样的曲调，又怎么能弹得成呢？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女主人公伤心凄苦地怀念远人，她时而临风浩叹，时而抚琴低吟，旁徨徙倚，不知过了多久。月光透过帘栊照在她空荡荡的床上，她抬头仰望碧空，见银河已经西转，她这时才知道夜已经很深了。“夜未央”，在这里有两层含意，一层是说夜正深沉，我们的女主人公何时才能捱过这凄凉的漫漫长夜啊！另一层是象征的，是说战争和徭役无穷无尽，我们女主人公的这种人生苦难，就如同这漫漫黑夜，还长得很，还看不到个尽头呢！面对着这沉沉的夜空，仰望着这耿耿的星河，品味着这苦痛的人生，作为一个弱女子，我们的女主人公她又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这时，她的眼睛忽然落在了银河两侧的那几颗亮星上：啊！牛郎织女，我可怜的苦命的伙伴，你们到底有什么罪过才叫人家把你们这样地隔断在银河两边呢？牵牛、织女分别是天鹰和天琴星座的主星，这两颗星很早以来就被我国古代人民传说成一对受迫害，不能团聚的夫妻，这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事情。女主人公对牵牛织女所说的这两句如愤如怨，如惑如痴的话，既是对天上双星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同时也是对和自己命运相同的千百万被迫分离、不能团聚的男男女女们说的。这个声音是一种强烈的呼吁，是一种悲凉的控诉，是一种愤怒的抗议，它仿佛是响彻了当时的苍穹，而且在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年年月月、时时刻刻都还可以听到它的响亮的回声。这样语涉双关，言有尽而余味无穷，低回而又响亮的结尾，是十分精采的。
作品表现的思想并不复杂，题材也不算特别新鲜，但是曹丕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能关心这样一种涉及千家万户的事情，而在诗中寄予了如此深刻的同情，这是很可贵的。在艺术上他把抒情女主人公的感情、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她雍容矜重，炽烈而又含蓄，急切而又端庄。作品把写景抒情、写人叙事，以及女主人公的那种自言自语，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风格。它的辞藻华美，也袭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但这一切又象是完全出之于无心，而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这是《燕歌行》的特点，也是曹丕诗歌区别于建安其他诗人的典型特征。曹丕是个政治家，但从他的作品中往往看不到其父曹操那种慷慨激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也找不到其弟曹植那种积极上进志欲报效国家的思想。在他那里总象是有一种诉说不完的凄苦哀怨之情，而且他的言事抒情又常常爱用妇女的口吻，因此明代锺惺说他的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古诗归》）。清代陈祚明说他的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采菽堂古诗选》）。《燕歌行》可以说是最能代表曹丕这种思想和艺术风格特征的作品。前人对这两首诗的评价是很高的，清代吴淇说：“风调极其苍凉，百十二字，首尾一笔不断，中间却具千曲百折，真杰构也。”（《六朝选诗定论》）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姜斋诗话》）
《燕歌行》二首在七言诗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诗经》基本是四言体，偶尔也出个七言句子，但为数甚少。《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大多数都带有“兮”字，与七言诗句子的格式韵味不同。汉代乐府中有一部分杂言体，如《战城南》、《东门行》等，其中有一部分七言句，这些对于七言诗的发展显然是有促进的，但七言句在那些作品中还不是主体。两汉四百年间，全篇由七言构成的作品今天被人们提到的有两首，第一首是汉武帝时的君臣联句，即所谓《柏梁台诗》。这首诗出于后代小说，漏洞甚多，原不可信，而且生编硬凑，堆砌敷衍，也完全没有什么诗味。第二首是张衡的《四愁诗》。诗味很浓，但张衡这四首诗每首的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还拖着一个楚歌的尾巴。因此，真正摆脱了楚歌形式的羁绊，使七言形式宣告独立的作品就不能不说是曹丕的这两首《燕歌行》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学习汉代乐府，学习前人诗歌，在形式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燕歌行》句句压韵，而且都是平声，格调清丽宛转，这是七言古诗发展的一个阶段。晋宋作家模写七言，还照此继续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来又经过南朝鲍照、萧绎、庾信等人的努力，到唐代卢照邻、骆宾王那种隔句用韵、平仄相押的鸿篇巨制出现的时候，那时七言古诗就又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了。可见，曹丕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掩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