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谢雨路上所见之景:丽日、碧溪、游鱼、树木、黄童、白叟、麋鹿、猿猱,一景一句,恰似电影镜头,连续将客观景物一个个展现在读者面前。
“照日深红暖见鱼”,深红温暖的夕阳斜斜地映照潭水,把潭水染得通红也增加了一份暖意,而潭中的鱼儿欢快游玩,清晰可见,染红了的潭水、欢快游动的鱼儿都是春旱过后、大雨降后的情景,词人虽未点出春旱之时的情景,但读者可以想象那是一定是潭水干枯、鱼儿无处寻觅,这样的前后对比之中、温馨的画面之中隐含了词人欣喜的心态。“连溪绿暗晚藏乌”,沿着石潭向四处望去,看见成阴的绿树接连一片,而深藏其中的乌鹊发出鸣噪的声响,动静结合,更显幽静。“黄童白叟聚睢盱”,以黄童、白叟代称所有聚集的人群,词人看到他们都呈现出喜悦兴奋的神态。上片中红、绿、黄、白等色彩和谐搭配,动景、静景巧妙结合,景物、人群完美融合,运笔灵动、构思精巧。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麋鹿在突然之间逢遇如此多的人群顿觉不习惯,有一种惊慌之感,而猿猱却一听到喧天的喜庆鼓声不招自来,极度兴奋,这一对比的描写情趣盎然。以动物的反映间接写出石潭谢雨的欢闹情景,不着一字,而风流自现,可谓神笔。“归家说与采桑姑”,结尾由实转虚,笔法灵活,词人想象这些观看长官亲自谢雨而欢喜异常、激动难耐的在场者,归家之后一定会把谢雨之时的欢腾景象向采桑姑细细说与。
在这首小词之中,词人丝毫没有描写自己的心境,但透过词人所见、所闻、所想的一切,读者自可体会词人无比兴奋之情,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阳光照入潭水中形成深红色,暖暖的潭水中能见鱼儿游,潭四周树木浓密可藏乌鸦,儿童和老人喜悦地聚观谢雨盛会。
常到潭边饮水的麋鹿突然逢人惊恐地逃避,猿猱听到鼓声不用呼叫而自来。这样的盛况回家应告诉未能目睹的采桑姑。
注释
乌:乌鸦。
黄童:黄发儿童。
白叟:白发老人
睢盱:喜悦高兴的样子。
麋鹿:鹿类的一种。
猿猱:猿类的一种。
这首诗写谢雨路上所见之景:丽日、碧溪、游鱼、树木、将童、白叟、麋鹿、猿猱,一景一句,恰似电影镜头,连续将客观景物一个个展现在读者面前。
“照日深红暖见鱼”,深红温暖的夕阳斜斜地映照潭水,把潭水染得通红也增加了一画暖意,而潭中的鱼儿欢快游玩,清晰可见,染红了的潭水、欢快游动的鱼儿都是春旱过后、大雨降后的情景,词有虽未点出春旱之时的情景,但读者可以想象那是一定是潭水干枯、鱼儿无处寻觅,这样的前后对比之中、温馨的画面之中隐含了词有欣喜的心态。“连溪绿暗晚藏乌”,沿着石潭向四处望去,看见成阴的绿树接连一片,而深藏其中的乌鹊发出鸣噪的声响,动静结合,更显幽静。“将童白叟聚睢盱”,以将童、白叟代称所有聚集的有群,词有看到他们都呈现出喜悦兴奋的神态。上片中红、绿、将、白等色彩和谐搭配,动景、静景巧妙结合,景物、有群完美融合,运笔灵动、构思精巧。
“麋鹿逢有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麋鹿在突然之间逢遇如此多的有群顿觉不习惯,有一种惊慌之感,而猿猱却一听到喧天的喜庆鼓声不招自来,极度兴奋,这一对比的描写情趣盎然。以动物的反映间接写出石潭谢雨的欢闹情景,不着一字,而风流自现,可谓神笔。“归家说与采桑姑”,结尾由实转虚,笔法灵活,词有想象这些观看长官亲自谢雨而欢喜异常、激动难耐的在场者,归家之后一定会把谢雨之时的欢腾景象向采桑姑细细说与。
在这首小词之中,词有丝毫没有描写自己的心境,但透过词有所见、所闻、所想的一切,读者自可体会词有无比兴奋之情,含蓄隽永,耐有寻味。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此诗乃赞颂牡丹之作,其赞颂之手法,乃用抑彼扬此的反衬之法。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牡丹的姿色,而是从侧面来写牡丹。诗一开始先评赏芍药和芙蕖。芍药与芙蕖本是为人所喜爱的花卉,然而诗人赞颂牡丹,乃用“芍药妖无格”和“芙蕖净少情”以衬托牡丹之高标格和富于情韵之美。“芍药”,本来同样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但据说到了唐代武则天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 (王禹傅《芍药诗序》)。以至有人将牡丹比为“花王”,把芍药比作“近侍”。此处,刘禹锡也怀着主观感情,把芍药说成虽妖娆但格调不高。“芙蕖”,是在诗文中常以清高洁净的面目出现的花卉,但刘禹锡大概因为她亭亭玉立于池面之中,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说她纯洁而寡情。这里暗示了牡丹兼具妖、净、格、情四种资质,可谓花中之最美者。
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较之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诗经》就写到过周朝郑国的男女以芍药相赠的欢乐场面,而同时期却不见有关牡丹的记载。所以宋代韩琦在《北第同赏芍药》中写道:“郑诗已取相酬赠,不见诸经载牡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近侍。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
芙蕖,即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与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旧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虽是副词,却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的意思。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作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
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野外的村庄,当春天时,最抢眼的是桃红柳绿、碧草绵绵,诗人就从桃花入手,说桃花盛开,绿草上笼罩着一片雾气,望不到边,在夕阳的余晖中,乌鸦喧闹着。桃花盛开本是一幅很鲜明的画面,显示出勃勃的春的生机,但诗加上“无主”二字,就平添了凄凉与伤惨;而春草笼烟展示的也是万物繁昌的景象,加上“茫茫”二字,隐隐在说,这里的耕地都长满了野草,一片荒凉,末缀上乌鸦这一不吉祥的鸟,不啻在告诉人们,这里已经没有人烟了。诗人匠心独运,把极热闹奋发的春天写得极不堪,不写兵荒马乱,兵荒马乱已经包括了进去。
三、四句承上而来。一、二句写景,通过无主的花卉及无人耕种的荒田、盘旋的乌鸦,点出了背景后的人都已被杀尽逃光了,三、四句就更深一层写,说到处都是毁坏了的矮墙围着废井,这儿原来都住有人家。这两句呼应题目“淮村兵后”,把景物从大背景中拉回,定格在“村”上,具体写时则混写一句,以住家的破败来囊括兵后一切。家成了败垣废井,屋子自然无存,人就更不用说了。
“小桃无主自开花”,桃花不识人间悲苦,花开依旧。这早春的艳阳景色,倍增兵后的凄凉。烟草茫茫,晚鸦聒噪,兵后逃亡,人烟稀少,为后面两句点题的诗蓄势。“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这两句是诗的主旨。本来,这里原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可现在只留下了残垣故井,一切都已荡然无存了。这首短短的绝句,为兵后荒村,画出了最典型的图景。
井是聚居的重要标志。有井处,方有人家。干戈寥落,家园破败,最难移易的是井,最难毁损的是井,井是逝去生活的不移见证。因此,井最能触动怀旧的心理。历来诗人对故宅荒芜、沧桑变迁,多有以井为题材的描写。唐·佚名《过故宅》:“草深斜径灭,水尽曲池空。林中送明月,是处来春风。惟余一故井,尚夹两株桐。”韦应物:“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门前车马散,非复昔时来。”许浑:“乱藤侵废井,荒菊上丛台。”物在人非,故井,废井,最能引发往昔的思念。因为,井旁人家,饮用洗涤,须臾不能离开;井旁人家,悲欢离合,演出了多少人间故事。井,如此贴近人们的生活;井,如此感应人们的心灵。“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典型的环境,典型的细节,戴复古找到了兵后荒村最真实的遗迹,找到了追怀往昔最有力的载体。
诗的巧思源于生活的实感。戴复古家居浙东,偏安一隅,却能把离乱景象写得如此真切。南宋文士忧国忧民,“难禁满目中原泪”,他们对沦入敌手的中原,铭记心中,正如戴复古感叹的那样:“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所以,他在《久客还乡》中写道:“生长此方真乐土,江淮百姓正流离。”正因心存沦亡后的中原,心存流离中的百姓,方能心心相印,方能写出如此真切的劫难后的荒村景象。
整首诗以景为主,寄托诗人对遭受兵乱的人民表示深厚的同情和对入侵敌人的仇恨。江湖诗派的作者固然多应酬之作,但当他们的笔触涉及到现实生活时,同样有自己深沉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战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而不少诗人通过对战祸的描写,表示自己的哀悼。著名的诗如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借草木花鸟以抒愤疾。又如韩偓《乱后却至近甸有感》写乱后的城市情况说:“狂童容易犯金门,比屋齐人作旅魂。夜户不扃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园。”戴复古这首诗,很明显借鉴了杜、韩的写法,含蓄地表示情感,很具特色。
起首二句即对偶精工而又极为凝炼,从大处、虚处勾勒山光水色之秀美。山间从清晨的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黄昏时暝色聚合,一天之内不仅气候冷暖多变,而且峰峦林泉、青山绿水在艳丽的红日光辉照耀下亦五彩缤纷,明暗深浅,绚烂多姿,变态百出,使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昏旦”、“气候”,从时间纵向上概括了一天的观览历程;“山水”、“清晖”,则从空间横向上包举了天地自然的立体全景。而分别着一“变”字、“含”字,则气候景象之变态出奇,山光水色之孕大含深,均给读者留下了遐思逸想。两句看似平常,却蕴含博大丰富。
“清晖”二句,用顶真手法蝉联而出,承接自然。虽由《楚辞·九歌·东君》中“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句化出,但用在此处,却十分自然妥帖,完全是诗人特定情境中兴会淋漓的真实感受,明人胡应麟云:“灵运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晖能娱人’之类,虽非锻炼而成,要皆真积所致。”(《诗薮·外编》)即指出了诗人并非故意效法前人,而是将由素养中得来的前人的成功经验,在艺术实践中触景而产生灵感,从而自然地或无意识地融化到自己的艺术构思之中。“娱人”,使人快乐;“憺”,安然貌。不说诗人留恋山水,乐而忘返,反说山水娱人,仿佛山水清晖也解人意,主动挽留诗人。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
“出谷”二句承上启下:走出山谷时天色还早,及至进入巫湖船上,日光已经昏暗了。这两句一则点明游览是一整天,与首句“昏旦”呼应;同时又暗中为下文写傍晚湖景作好过渡。
以上六句为第一层,总写一天游石壁的观感,是虚写、略写。“林壑”以下六句,则实写、详写湖中晚景:傍晚,林峦山壑之中,夜幕渐渐收拢聚合;天空中飞云流霞的余氛,正迅速向天边凝聚。湖水中,那田田荷叶,重叠葳蕤,碧绿的叶子抹上了一层夕阳的余辉,又投下森森的阴影,明暗交错,相互照映;那丛丛菖蒲,株株稗草,在船桨剪开的波光中摇曳动荡,左偏右伏,互相依倚。这四句从林峦沟壑写到天边云霞,从满湖的芰荷写到船边的蒲稗,描绘出一幅天光湖色辉映的湖上晚归图,进一步渲染出清晖娱人、游子憺然的意兴。这一段的写法,不仅路线贯穿、井然有序,而且笔触细腻、精雕细琢,毫发毕肖。在取景上,远近参差,视角多变,构图立体感、动态感强;在句法上,两两对偶,工巧精美。这一切,都体现出谢诗“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特点。虽系匠心锻炼,却又归于自然。
“披拂”二句,写其舍舟陆行,拨开路边草木,向南山路径趋进;到家后轻松愉快地偃息东轩,而内心的愉悦和激动仍未平静。这一“趋”一“偃”,不仅点明上岸到家的过程,而且极带感情色彩:天晚赶忙归家,情在必“趋”;一天游览疲劳,到家必“偃”(卧息)。可谓炼字极工。
末尾四句总上两层,写游后悟出的玄理。诗人领悟出:一个人只要思虑淡泊,那么对于名利得失,穷达荣辱这类身外之物自然就看得轻了;只要自己心里常常感到惬意满足,就觉得自己的心性不会违背宇宙万物的至理常道,一切皆可顺情适性,随遇而安。诗人兴奋之余,竟想把这番领悟出的人生真谛,赠予那些讲究养生(摄生)之道的人们,让他们不妨试用这种道理去作推求探索。这种因仕途屡遭挫折、政治失意,而又不以名利得失为怀的豁达胸襟,在那政局混乱、险象丛生、名士动辄被杀、争权夺利剧烈的晋宋时代,既有远祸全身的因素,也有志行高洁的一面。而这种随情适性、“虑澹物轻”的养生方法,比起魏晋六朝盛行的服药炼丹、追慕神仙以求长生的那种“摄生客”的虚妄态度,无疑也要理智、高明得多。因而不能因其源于老庄思想,或以其有玄言的色彩,便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何况在艺术结构上,这四句议论也并未游离于前面的抒情写景之外,而是一脉相承的,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此篇除了具有刘勰所指出的那些宋初诗歌的普遍特征之外,还具有两个明显的个性特点:一是结构绵密,紧扣题中一个“还”字,写一天的行踪,从石壁——湖中——家中,次第井然。但重点工笔描绘的是傍晚湖景,因而前面几句只从总体上虚写感受。尽管时空跨度很大,但因虚实详略得宜,故毫无流水帐的累赘之感。三个层次交关之处,两次暗透时空线索。如“出谷”收束题目前半,“入舟”引出题目后半“还湖中”;“南径”明点舍舟陆行,“东扉”暗示到家歇息,并引出“偃”中所悟之理。针线细密,承转自然。其次,全诗融情、景、理于一炉,前两层虽是写景,但皆能寓情于景,景中含情。像“清晖”、“林壑”、“蒲稗”这些自然景物皆写得脉脉含情,似有人性,与诗人灵犀相通:而诗人一腔“愉悦”之情,亦洋溢跳荡在这些景物所组成的意象之中。正如王夫之所评:“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结尾议论,正是“愉悦”之情的理性升华,仿佛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前人赞其“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黄子云《野鸿诗的》)信非溢美。全诗充满了明朗奔放的喜悦情调,确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敖陶孙诗评》)难怪连大诗人李白也喜欢引用此诗佳句:“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瞑色,袖上云霞收夕霏。”(《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即此亦可见其影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