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多数学者的观点，这是一首妻子怀念征夫的诗。秦师出征时，家人必往送行，征人之妻当在其中。事后，她回忆起当时丈夫出征时的壮观场面，进而联想到丈夫离家后的情景，回味丈夫给她留下的美好形象，希望他建功立业，博得好名声，光荣凯旋。字里行间，充满着仰慕之心和思念之情。
这首诗体现了“秦风”的特点。在秦国，习武成风，男儿从军参战，为国效劳，成为时尚。正像此诗夸耀秦师如何强大，装备如何精良，阵容如何壮观那样，举国崇尚军事，炫耀武力，正是“秦风”一大特点。诗中描写的那位女子，眼中所见，心中所想，都带有“秦风”的烙印。在她心目中，其夫是个英俊勇敢的男子汉，他驾着战车，征讨西戎，为国出力，受到国人的称赞，她为有这样一位丈夫而感到荣耀。她思念从军在外的丈夫，但她并没有拖丈夫的后腿，也没有流露出类似“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那样的哀怨情绪，即如今人朱守亮所说，“不肯作此败兴语”（《诗经评释》）。
此诗采用了先实后虚的写法，即先写女子所见，后写女子所想。秦师出征那天，她前往送行，看见出征队伍的阵容，十分壮观：战车列阵，兵强马壮，兵器精良，其夫执鞭驾车，整装待发，仿佛一幅古代战车兵阵图。队伍出发后的情景是女子的联想，其中既有对征夫在外情景的设想，又有自己对征夫的思念。
在章法结构上，作者对全诗作了精心安排。诗共三章，每章十句，每句四字。每章的前六句赞美秦师兵车阵容的壮观，后四句抒发女子思君情意。前六句状物，重在客观事物的描述；后四句阴情，重在个人情感的抒发。从各章所写的具体内容看，各有侧重，少有雷同。先看各章的前六句：第一章写车制，第二章写驾车，第三章写兵器。再看各章的后四句，虽然都有“阴念君子”之意，但在表情达意方面仍有变化。如写女子对征夫的印象：第一章是“温其如玉”，形容其夫的性情犹如美玉一般温润；第二章是“温其在邑”，阴其征夫为人温厚，从军边防；第三章是“厌厌良人”，阴其征夫安静柔和。又如写女子的思念心理，第一章是“乱我心曲”，意思是：想他时使我心烦意乱。第二章是“方何为期”，问他何时才能归来，盼夫归来的心情非常迫切。第三章是“载寝载兴”，辗转难眠，忽睡忽起，表明她日夜思念之情难以排除。作者这样安排内容，既不雷同，又能一气贯通。格式虽同，内涵有别。状物阴情，各尽其妙。这就使得全诗的章法结构井然有序，又不显呆板。
王维这首为贾至《早朝大明宫》而写的和作，利用细节描写和场景渲染，写出了大明宫早朝时庄严华贵的气氛，别具艺术特色。
诗一开头，诗人就选择了“报晓”和“进翠云裘”两个细节，显示了宫廷中庄严、肃穆的特点，给早朝制造气氛。古代宫中，于天将亮时，有头戴红巾的卫士，于朱雀门外高声喊叫，以警百官，称为“鸡人”。“晓筹”即更筹，是夜间计时的竹签。这里以“鸡人”送“晓筹”报晓，突出了宫中的“肃静”。尚衣局是专门掌管皇帝衣服的。“翠云裘”是绣有彩饰的皮衣。“进”字前着一“方”字，表现宫中官员各遵职守，工作有条不紊。
中间四句正面写早朝。诗人以概括叙述和具体描写，表现场面的宏伟庄严和帝王的尊贵。层层叠叠的宫殿大门如九重天门，迤逦打开，深邃伟丽；万国的使节拜倒丹墀，朝见天子，威武庄严。以九天阊阖喻天子住处，大笔勾勒了“早朝”图的背景，气势非凡。“宫殿”即题中的大明宫，唐代亦称蓬莱宫，因宫后蓬莱池得名，是皇帝接受朝见的地方。“万国衣冠拜冕旒”，标志大唐鼎盛的气象。“冕旒”本是皇帝戴的帽子，此代指皇帝。在“万国衣冠”之后着一“拜”字，利用数量上众与寡、位置上卑与尊的对比，突出了大唐帝国的威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背景。
如果说颔联是从大处着笔，那么颈联则是从细处落墨。大处见气魄，细处显尊严，两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作者于大中见小，于小中见大，给人一种亲临其境的真实感。“仙掌”是形状如扇的仪仗，用以挡风遮日。日光才临，仙掌即动，“临”和“动”，关联得十分紧密，充分显示皇帝的骄贵。“衮龙”亦称“龙衮”，是皇帝的龙袍。“傍”字写飘忽的轻烟，颇见情态。“香烟”照应贾至诗中的“衣冠身惹御炉香”。贾至诗以沾沐皇恩为意，故以“身惹御炉香”为荣；王维诗以帝王之尊为内容，故着“欲傍”为依附之意。作者通过仙掌挡日、香烟缭绕制造了一种皇庭特有的雍容华贵氛围。
结尾两句又关照贾至的“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贾至时任中书舍人，其职责是给皇帝起草诏书文件，所以说“朝朝染翰侍君王”，归结到中书舍人的职责。王维的和诗也说，“朝罢”之后，皇帝自然会有事诏告，所以贾至要到中书省的所在地凤池去用五色纸起草诏书了。“佩声”，是以身上佩带的饰物发出的声音代人，这里即代指贾至。不言人而言“佩声”，于“佩声”中藏人的行动，使“归”字产生具体生动的效果。
这首诗写了早朝前、早朝中、早朝后三个阶段，写出了大明宫早朝的气氛和皇帝的威仪，同时，还暗示了贾至的受重用和得意。这首和诗不和其韵，只和其意，雍容伟丽，造语堂皇，格调十分谐和。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盛唐人和诗不和韵”，于此可窥一斑。
该词以“小小寰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而已。这种化大为小的空间压缩，显示了作者在青年时期就有雄伟的气魄和包容日月星辰的寥廓胸怀。地球尚且小，那么几个碰壁的苍蝇就更加渺小了，微不足道。作者将国际上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丑类视作嗜腥逐臭、见缝下蛆的苍蝇，其鄙夷、轻蔑、厌恶、嘲讽之情意溢于言表。将“苍蝇”数量缩小为“几个”，以状其虚张声势、极其孤立的处境。而“碰壁”二字，既喻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又隐喻其必然败亡的命运，可谓一庄一谐，相映成趣。作者似立于天宇苍穹，，俯视尘寰，以沉稳、傲岸、泰然之态度姑且作冷眼观，且看“苍蝇”如何动弹，如何表演，怎么成气候。“嗡嗡叫”三句承“碰壁”而来，以声状神，以听觉形象充实视觉形象，生动地描画出那些“苍蝇”们喧嚣起哄，声嘶力竭，却累遭碰壁，断股折翼，穷途末路，向隅哭泣的无奈之状。
“蚂蚁”两句仍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化用典故，引申发挥，勾勒霸权主义者可鄙、可惜、可厌、可笑的丑态。“蚍蜉”句则化用唐人韩愈诗句，赋予新意，嘲笑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诽谤、中伤、诋毁、讹诈，都如蚍蜉想摇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愚妄可笑，枉费心机。
苍蝇、蚂蚁、蚍蜉们虽也曾猖獗一时，奈何秋风已起，枯叶飘飞。虫豸们气数已尽，末日将临。“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又化用唐诗以渲染霸权主义者们萧条凄凉的处境。而这时，我方声讨他们的响箭正发出呼啸。“飞鸣镝”三字，简括遒劲，声容并茂，比喻我方反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批判文章如响箭般风驰电掣、腾空疾飞、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同时也为词的过片作了有力的铺垫。
换头后六句，承上结“飞鸣镝”的意脉，一气贯通，节奏一反上片的从容舒缓，变得紧凑急促。作者站在历史、时代和宇宙的高度看待这场论战，通过急速变化的时空交互映衬，表现出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一种义无反顾得决断、一种急昂奋进的斗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四个整齐的三字短句，笔力雄悍，似铜板铁琶，促节铿锵；如黄钟大吕，巨声镗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则点明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势在必争，不能坐待历史作出结论，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争取时间，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联正是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
这首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上片多用典故，对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予以嘲讽、揭露和鞭撘，笔调冷峻而不乏诙谐。下片则“高吟肺腑走风雷”，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热情歌颂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格雄浑壮伟。上下片浑然一体，形成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气概之美。
《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一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