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长安城已经快到暮春时节,一路上喧闹嘈杂车马争相而过。
都说是到了牡丹盛开的时节,相互跟随着一齐买花去。
牡丹花的价钱贵贱不一,价钱多少要看花的朵数。
上百朵的红牡丹多么鲜艳,微少的五本白牡丹更觉雅素。
上面张开帐篷遮蔽阳光,旁边编织了篱笆加以保护。
既洒上水又培上肥沃的泥土,虽是移栽而颜色依然如故。
家家买花,已经习以为俗;人人赏花,都是执迷不悟。
有一个农村的庄稼汉,无意中也来到了买花之处。
目睹此情景,不由得低头长叹,然而此叹没有人晓喻:
一丛红牡丹的价钱,抵得上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税赋。
注释
买花:一作“牡丹”。
喧喧:喧闹嘈杂的声音。
度:过。
酬直:即酬值,指买花付钱。
灼灼:色彩鲜艳的样子。
戋戋:细小,微少的样子;一说“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
五束素:五捆白绢,形容白花的姿态;一说指花的价钱。
幄幕:篷帐帘幕。一作“帷幄”。
织:编。
巴:一作“笆”。
移来:从市上买来移栽。一作“迁来”。
喻:知道,了解。
中人:即中户,中等人家。唐代按户口征收赋税,分为上中下三等。
《秦中吟十首》是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前后创作于长安的一组讽喻诗。这组诗是作者在政治思想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写成的。本诗是组诗中的最后一首。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这是咏物诗中一首富于哲理的佳作,篇幅短小,意味隽永。中国古诗中,最早写鱼的诗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篇。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枯鱼过河泣》,则是以鱼为抒写对象的完整的全篇。唐代咏物诗不少,然而写鱼的专篇仍然不多,所以这首《放鱼》是独具一格的难能可贵之作。
这首诗从题目上看,是写诗人在将鱼放生时对鱼的嘱咐,全诗以呼告式结撰成章。“早觅为龙去”,一开始就运用了一个和鱼有关的典故,妙合自然。《水经注·河水》:“鳣鲤出巩穴,三月则上度龙门,得度者为龙,否则点额而还。”在我国古代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浪的神奇动物,因此,为龙或化龙历来就象征着飞黄腾达。但诗人运用这一典故却另有新意,他是希望所放生之鱼寻觅到一个广阔自由的没有机心的世界。一个“早”字,更显示诗人企望之殷切。接着以“江湖莫漫游”句,须承而下。“漫游”本是为鱼所独有的生活习性,但在这里,“莫漫游”和“早觅”的矛盾逆折,却又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为什么希望鱼儿要早觅为龙,又劝其莫漫游于江湖之中呢?这就自然无迹地引发了下文:“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铦钩!”“香饵”与“铦钩”也都是和鱼的生活与命运紧密相关的事物。这两句诗一气奔注,分外醒人耳目。铦,是锋利之意,“铦钩”与“香饵”相对成文又对比尖锐,那触目惊心的形象可以激发人们许多联想,“须知”使诗人告诫的声态更加恳切动人,而“触口”则更描摹出那环生的险要,传神地表现出诗人对鱼的怜惜、担心的情态。寥寥二十字,处处围绕着题目“放鱼”来写,用语看似平易,运笔却十分灵动而巧妙。
“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这诗抒写的是放鱼入水的题材,但它又不止于写放鱼入水。诗人的目光绝没有停留在题材的表面,而是在具体的特定事物的描绘中,寄寓自己对生活的某种体验和认识,使读者从所写之物,联想到它内蕴的所寄之意。这首《放鱼》寄意深远。其特色一是小中见大地展开,二是由此及彼地暗示。写的是具体的尺寸之鱼,却由鱼而社会而人生,抒发了封建社会中善良的人们对于险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感受。所咏叹的是“放鱼”这一寻常事物”这一寻常事物,但诗人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因而音流弦外,余响无穷,使人不禁联想到诗人自己和许多正直的人们的遭际而深感同情。正如陶明濬《说诗札记》所指出的:“咏物之作,非专求用典也,必求其婉言而讽,小中见大,因此及彼,生人妙语,乃为上乘也。”此诗可谓得其旨。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此诗亦为王安石晚年谪居金陵,任江宁知府时所作。在表面的表达昔盛今衰之感的同时,把自己非常复杂的心境,也暗含于诗作之中。
金陵城自古以来便是帝王之州,唐代刘禹锡曾作《西塞山怀古》一诗:“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然而,王安石看到的与刘禹锡所见大不相同,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王气正盛之地,佳气上浮。但那是晋代的事情,已经过去四百年了,晋代的白衣胜雪,衣冠之族,已经成为一座座古墓,回首往事的时候,这些是怎堪回首呀。末句借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名句,表达的是同样的昔盛今衰的怅然之情。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诗歌中常用的写法,借此来表明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同时使诗歌具有一种“高古”的气象。
作者独自一个人绕着江水边上行游,然后登上高楼。“绕水游”是排遣心中的愁绪或不平事的一种办法,在这里,作者借这种典型的动作来表现内心的无边愁绪。好在这种“绕水游”并不受外在任何事物的限制,可以“恣行”,随意地到处走走。但是,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自由啊,王安石所追求的,是推行新法,实现强民富国的愿望,而现在,只能是“绕水游”而已,慨叹之声,达于纸上。古人在诗中所抒写的,常常不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顺境,而是“穷则独善其身的”逆境,但到底心还被“达”的愿望所牵绊,所以读这样的诗句的时候,要看出作者表面闲适的背后,是无穷的凄凉与热切的期盼。“上尽层楼”含有中国古代的“登高怀远”“登高而愁”的文化密码。从东汉末年时期的王粲写《登楼赋》开始,这个动作就被赋予了思念故国之情。而唐代王之涣的一首《登鹳雀楼》则是从人生哲学意味上诠释了这一个典型的动作、典型的场景。在这里,作者是思念故国(首都)呢,还是“欲穷千里目”呢?通过上文的表面闲适与内心焦虑,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思念的,正是重回故国,再造宏业;通过后文的回忆往事,我们又可以知道作者这时的心理是放弃思念故国的想法,而注重对往事的追寻,注意对往事从文化意义上进行思考;我们还可以认定,作者是想“登高望远”,而这里的“远”,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表明作者独特的意趣和别具怀抱。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诗若只有一种解释便不是好诗。”一首真正的好诗,就是可以这样多方面地甚至地矛盾地刺激读者去思考,去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思考诗歌的同时,也思考人生的选择甚至人类的境遇。“更上楼”,不是上到楼的顶端再往上走,而是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登楼。往事悠悠而去了,你不要问我在想些什么,回头看过去的时候,只能看见窗外的长江,在日夜不息地向东流去。结句也是化用唐人诗句,王勃的《滕王阁诗》,作者在这里却别有怀抱:可以理解为,历史是无情的,就像东流之水,一直向前,或许人类所为的一切只是这水的片刻停留,没有太大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不论目前我的遭遇如何,但我所做的一切,都如长江水一般,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或者联系《滕王阁诗》原文前一句:“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的反问,问当今的皇帝“今何在”,表达自己期待着重回朝廷的愿望。但似乎一切都不重要了,就像长江水,一直流着,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