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离开家乡前往长安途中,遇到大雪时的所见所感;表达了诗人客行他乡的羁旅之愁,以及极不情愿赴京赴考试时的茫然心态和对未来的恓惶无依之感。全诗取景十分开阔,与心灵镜像呼应,运用比兴的手法,追求言外之意,描摹景物的同时,也塑造个人形象,显得含蓄隽永,回味悠长。
“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写出诗人在仕途上积极地迈出了第一步上京赶考,但前途未卜,路途遥远,真是“又是黄昏独自愁”。“苍茫”既是下雪的前兆,也是作者心情的忐忑的表现。“岁暮天”点明了时令,暮色苍茫增添了诗人的几分愁绪,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题目“遇雪”,但开篇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为下文写下雪作铺垫。
“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描写了两个意象“积雪的山”“冰冻的河”与诗题相合,营造了苍茫寂寥的意境。
“落雁迷沙渚,饥乌噪野田。”由于满山积雪,低飞的大雁找不到沙渚栖宿,饥饿的乌鸦在野田里觅食。落雁应是作者自喻,落沙渚是为了觅食,然后再继续前行,但落雁却找不到食物。诗人赴京科举,也正像“落雁”一样迷失。作者在描写雁和乌的手法上不同,雁落是为了觅食,比较含蓄,没直说。对乌鸦则直接用了“饥”字,饥饿的乌鸦肯定会叽叽喳喳叫,对比很强烈,用意明显,暗示自己很不情愿参加科举意愿和科场争夺激烈的担忧。“噪”字用得巧妙,以声衬静,突出环境的苍凉。“饥乌”这个意象隐含了愁的意蕴,为“客愁”作铺垫。暗示诗人对赴京赶考前途未卜的担心和茫然。此联有版本为“落雁迷沙渚,饥乌集野田。”“集”是聚集之意,突出了乌鸦之多,暗合了诗人愁绪之浓。无论是用“噪”还是用“集”均不失为妙笔。
“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诗人把自己当“客”,隐隐约约再一次表明了自己这次科举的不情愿。“空”字传达的就是茫然。“不见有人烟”是实写,实写的背后是诗人在诉说孤独。
这首词又名《快哉亭作》,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
此词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快哉亭”周围的广阔景象。开头四句,先用实笔,描绘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夕阳与亭台相映的优美图景,展现出一片空阔无际的境界,充满了苍茫阔远的情致。“知君为我新作”两句,交待新亭的创建,点明亭主和自己的密切关系,反客为主、诙谐风趣地把张偓佺所建的快哉亭说成特意为自己而造,又写亭台窗户涂抹上青红两色油漆,色彩犹新。“湿”字形容油漆未干,颇为传神。
“长记平山堂上”五句,是记忆中情景,又是对眼前景象的一种以虚托实的想象式侧面描写。作者用“长记”二字,唤起他曾在扬州平山堂所领略的“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高远空蒙的江南山色的美好回忆。他又以此比拟他在“快哉亭”上所目睹的景致,将“快哉亭”与“平山堂”融为一体,构成一种优美独特的意境。这种以忆景写景的笔法,不但平添了曲折蕴藉的情致,而且加强了词境的空灵飞动。以上五句新颖别致,引人入胜,通过作者昔日的淋漓兴致,传达出当日快哉亭前览胜的欣喜之情。
上片是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描写快哉亭下及其远处的胜景。下片换头以下五句,又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现亭前广阔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动心骇目的壮观场面。词人并由此生发开来,抒发其江湖豪兴和人生追求。“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三句,写眼前广阔明净的江面,清澈见底,碧绿的山峰,倒映江水中,形成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平静的山水画卷,这是对水色山光的静态描写。“忽然”两句,写一阵巨风,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一个渔翁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掀舞。至此,作者的描写奇峰突起,由静境忽变动境,从而自自然然地过渡到全词着意表现的着重点——一位奋力搏击风涛的白发老翁。这位白头翁的形象,其实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以下几句,作者由风波浪尖上弄舟的老人,自然引出他对战国时楚国兰台令宋玉所作《风赋》的议论。作者看来,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风神即是明证。其实,庄子所言天籁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他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这种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的坦荡的人生态度,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首词在艺术构思和结构上,具有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特点。下片的描写和议论,豪纵酣畅,气势磅礴,词中出没风涛的白头翁形象,犹如百川汇海,含蓄地点明全篇主旨,有强烈的震撼力。全词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了浩阔雄壮、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又其中灌注了一种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展现出词人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特色。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知音不在千杯酒,一盏空茶也醉人”,其中“空茶”,顾名思义,茶碗里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没有茶,没有水,怎么喝呢?又如何能够醉人呢?此句与“有情饮水饱,无情金屋寒”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意在追求精神世界,淡然于物质生活。空茶醉人,其实引人陶醉的非“茶”亦非“酒”,而是知己间的真挚感情。
“空茶”一说指“赵州茶”,相传赵州禅师曾问新到的和尚:“曾到此间?”和尚说:“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另一个和尚,和尚说:“不曾到。”赵州说:“吃茶去。”院主听到后问:“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呼院主,院主应诺。赵州说:“吃茶去。”赵州禅师均以“吃茶去”一句来引导弟子领悟禅的奥义。所谓“赵州一碗茶,今古味无差”,“赵州茶”是今天喝来却不觉古今有味道差别的茶,是一碗平等的茶、一味的茶。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