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重阳节,人们都要怀念远出在外的游子,异地做客的游子也思念家乡的父老兄弟。中国古代诗人也屡屡在诗中表达重阳节思亲的情怀。如杜甫《九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是脍炙人口之作。而汪元量由重阳节感发的就不仅仅是对故乡亲人的怀念,更为深情的,是对故国的无限眷恋。
小令分上下片。上片主要是对思念故国的情绪和气氛的渲染。开头:“官舍悄,坐到月西斜。”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而作者心绪如麻,不能成寐,面对一弯明月沉思默想,一直到月沉西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汪元量举头望月的所思所想就不仅仅是故乡,而要广泛、深沉得多。“永夜角声悲自语,客心愁破正思家”。这两句紧承上面,进一步表达一种悲痛的情怀。长夜漫漫,角声时起,给人一种绝域苍茫的肃杀气氛,在这阴森恐怖的陌生之地,作者只有悲愤地喃喃自语,聊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于万一。这种悲痛的来源就是对“家”的无限思念。这个“家”主要是指已经沦丧于蒙古铁蹄之下的南宋王朝,一个大“家”,当然其中也包含有自己的小“家”。“南北各天涯”。从南宋临安到元大都,重山叠水,遥距数千里,真可谓天各一方。即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正是在这样的近乎绝望的境地中,才显得更加悲壮,更加沉重。
词入下片,作者对故国、对家乡的思念,由抽象的情绪变为具象的行为。“肠断裂,搔首一长嗟。”作者虽有回天之愿,却无回天之力。作者思念国家、以至肝肠寸断,却只能以搔首长叹作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这只是一种忧心如焚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绮席象床寒玉枕,美人何处醉黄花。”这两句涉及到了作者思家的具体内容。作者想到,往年南宋宫中那些拥金枕玉的美女们,在重阳节总是开怀畅饮,醉赏菊花,尽情欢笑。而今国破家亡,她们就不能象往年那样了。即使她们陪着征服者饮酒赏花,强颜欢笑,但由于物是人非,她们的心情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末句“和泪捻琵琶”再次把内在感情化为具体行动。悲愤交集,热泪长流,但又不能跃马扬鞭,奋战沙场,只能捻动琵琶。弹上一曲曲悲歌。在这如泣如诉的琵琶曲中,会有多少作者不敢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感。
后人在评价汪元量的诗词时说:“唐之事记于草堂,后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其诗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郁,又可复伸,则又有甚于草堂者也。”(李珏《书汪水云诗后》)确实,汪元量诗词中对国破家亡的沉痛感,比之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南宋灭亡这段历史,比起安史之乱来更为沉痛。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这是一首歌咏山水风光兼抒发离情的长调。
上片写春回人间的万千气象,一开始便以曲笔点写春的消息,“暖回雁翼”的“回”字含使动意味,大雁是候鸟,春暧北去,秋寒南归,这温暖的使鸿雁结队北飞的气息,自然便是春天带来的。“骤惊春在眼,借问何起,委曲到山家”三句承前而起,下面几句则是从想象中回转,写眼前的初春景色。“渐渐可藏鸦”之句并无华丽词藻,但却极富想象,给人以流动的美感,并非真有藏鸦,而是“可”藏鸦。该句不仅使人读后如睹其景,而且似乎也使不讨人喜爱的乌鸦因为沾染到春天的气息,变得美丽。
下片是对着面前的景事,抒发淡淡的闲情。起始便是一个嗟叹句“堪嗟”,接下去“清江东注,画舸西流,指长安日下”三句,仿佛是写词人正置身画船,沿着东流注入长江的清江水西去,向着京城──汴京进发。“长安日下”一词是暗用前人句典,唐·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唐王朝的都城在长安;古人将权力至高无上的君王比作中天之日,所以“日下”也指君王所居之处京都。不过此处“指长安日下”句,则是指向北宋王朝的都城──汴京,使用的是代称手法。“愁宴阑、风翻旗尾,潮溅乌纱”句首的“愁”字与前面阕首的“堪嗟”二字相呼应因。“乌纱”。“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仔细品味,这“愁”字的落脚便在“初弦月”上。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比喻人间的离合悲欢。尾句“沉恨处,起起自剔灯花写出了离愁在心不能入眠的情况。词的上片,写景体物精细宛转,色泽鲜明,境界清新;下片叙事言情,疏宕宛转,细密圆美,情真意切 。整首词生动传神的表现了词人在羁旅行役中由对春色由衷的喜爱到对命运艰难的孤愤之情 。
诗的开头描写山鹧鸪的生活环境和不安的情状:“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苦竹岭是山名,在今安徽省铜陵市西南。“秋月辉”,点明这是秋月高挂的夜晚;“鹧鸪飞”,写鹧鸪在月的辉照之下惊飞;“南枝”,点明惊飞的范围。夜鸟不能远飞;只能在枝头近处雀跃小飞。这正如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所写的“明月别枝惊鹊”的情景。
接着写鹧鸪的夜不安眠,惊飞不定,除了因为秋月高照之外,还因为她即将经历一场生活的变迁:“嫁得燕山胡雁婿,欲衔我鸪雁门归。”原来她被许嫁给燕山胡雁,燕山胡雁正以夫婿的身份来接她迁到雁门那里去。
底下写众鸟前来相劝、挽留:“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翟雉”,长尾的山鸡。鹧鸪的好友或“左邻右舍”,山鸡、翟雉等纷纷来劝她不要走。说在南方生活的禽鸟到了北方,多被北方的禽鸟欺侮。这显然是众鸟们生活经验的总结,但这里并未展开,大概因为鹧鸪也是知道的,不必饶舌。
“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最后四句写鹧鸪的决心和悲哀处境。
鹧鸪说:雁门地方风霜严酷有如剑戟刺人,我决不到那样的地方去,我已决心在南方九嶷山上筑巢生活,再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愿了。胡雁一定要我跟着它去,而我誓死不去,这该怎样了结啊!想起来不禁哀鸣惊叫,泪水沾衣。这四句写鹧鸪的心理活动,先是婉转:它不像山鸡翟雉那样直统统地说“南禽多被北禽欺”,而归怨于雁门的严霜如戟;次是坚定,誓死不违背巢居苍梧的心愿;后是悲哀:可以想到胡雁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自己的处境能否安然无恙,实在担心,所以不免哀鸣落泪。这样写,曲折深入,合情合理。
全诗写的其实是山鹧鸪巢居南方、不愿北去的习性,但诗人用故事敷陈开去,在禽鸟生活中加进了婚嫁、逼迁、劝留、相欺、哀叫、落泪以及其他心理活动,仿佛人间生活的缩影,饶有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