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诗人在首联中将王太尉比作为国消除边患的霍去病，赞扬他功勋卓著，扫除了笼罩全国的战争阴云；中间两联写大捷之后战场的和平景象；尾联表达了诗人祈求和平的愿望。全诗气势不凡，是禅僧诗中难得的佳品。

　　首句“嫖姚立大功”，诗人用的是西汉时代名将霍去病的典故。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领兵大败匈奴。这里用霍去病来比喻王太尉，着眼点正在于他们克敌致胜的共同点上，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功甚大、其志甚伟的豪情。“万里绝妖氛”一句，写出了敌人被肃清后天地清明之貌，具有爽朗刚健的气质。

　　首联概述了大捷之后，中间两联笔势一转，进而描写战后的战场景观。“马放降来地，雕闲战后云”，充满了一种平静悠闲的意趣，这是和诗人观照战争的视角有关的。宋辽之间的战争，辽国往往是进攻方，宋往往处在防御的态势。当有效抵御了敌人的攻击并打败敌人之后，宋人感到的是一种成功之后的轻松之感，所以在诗人的笔下，马群是自由放牧于和平宁静的战场之上，空中的猛禽雕鹗也轻松地盘旋在战后的天空云彩之间。

　　“月侵孤垒没，烧彻远芜分”，又使整诗染上了一丝冷寂的色彩。只见月色如水，整个战场都沉浸在它的银光之下，那孤零零的战垒似乎也看不见了，战争的野火早已将杂草烧尽，极眼望去，远处的平芜也历历分明。

　　这种意绪，在尾联进一步加深。诗人毕竟是一位僧人，他不是军人，所以“不惯为边客”，而那惹来满地霜迹的寒笳的声音，也是诗人所不惯听闻的。从颈联开始的诗歌情感上的转换，与诗人的僧人身份有关：当最初的狂喜过去之后，诗人的情绪又归于静寂一路。他仿佛一位出世世的僧人，偶然将情感伸触到世间，在经历了欣喜之情后，又重新回到了那精神上的世外桃源。

　　这首诗歌颂王太尉粉碎侵略、保卫边疆的丰功伟绩。写战争而不直接描写故事，但又让读者体味到战争，可谓匠心独运。诗的起笔豪壮，别具一格，景色描写境界阔大，气韵沉雄，在诗中巧妙地点出自己的身份又藏而不露，足见诗人的功力。

　　这首诗首联写重到古驿舍所见，地属人迹罕至之“闲坊”，驿是荒凉陈旧的“古驿”。颔联写此行的心理感受，这里用了鲲化为鹏和丁令威化鹤归乡两个典故。颈联紧承“鲲自化”“鹤仍归”而来。写此日追寻旧迹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感慨。尾联写壁间题诗旧迹，以“暗尘”“残墨”回应首联“闲坊古驿”“空堂”。这首诗运用典故，抒情气氛凝重，感情沉郁而强烈。

　　大概，驿舍也因官职大小而异。他住的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大僚下榻的处所。地属僻静“闲坊”，驿是陈旧“古驿”，门虽“朱扉”却又常“掩”，客厅是荡荡“空堂”，诗一开头便仿佛把读者带进一个古寺，一种荒凉幽寂的气氛扑面而来。客衣初解，四观寂寥，不由人想起这些年的宦海浮沉，于是带出次联，写此行的心情感受。“鲲自化”用《庄子·逍遥游》鲲化为鹏故事，喻指不少得志者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但他们扶摇宜上，与我本不相干；“鹤仍归”用《搜神后记》中丁令威成仙后化鹤归来的故事，一方面切自己此日旧地重来，一方面有物是人非之叹。这一联用的两个典故，格言升沉异势，深寓感慨。

　　三联紧承“仍归”，写此日追寻旧迹的行动。故地重游，驿中庭院已经起了变化。那片竹子比过去长得更多了，那株古松比过去长得更粗大了。竹子，他是一根根数过的；古松，他是解下腰带量过的：这哪里是在数竹、量松，他分明是在思量这些年闲抛的岁月，分明是在寻找这些年往来奔波的脚印阿I竹增松长，岁月如流。可见这数竹量松看似悠闲的动作中，实含有无穷感慨，万种凄惶。陆游当初入蜀，来到宋、金对峙的南郑前线，满环恢复壮志。他曾一再代王炎划进取长安、恢复中原之策，也曾“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短衣刺虎，那意气何等豪纵。谁知不久王炎内召，他也改官成都，恢复大志，初既不行于江淮，今复受阻于西北。一番心事，都付东流；几多岁月，磋陀以尽。今日故地重来，数竹量松而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那感情是十分深沉复杂的。哪里去追寻流逝了的岁月，哪里去寻觅失去了的心。诗人在彷徨，在摩挲，突然，他发现了。

　　“惟有壁间诗句在，暗尘残墨两依依” 这诗句题在壁上，字迹漫漶，蛛网尘封，尚依稀可以辨认。这壁上的诗句，留下了往日的雪泥鸿爪，也记下了当时的激烈壮怀。抚今追昔，他怎能不心事万千结联“暗尘”“残墨”，回应起句“闲坊古驿”，首尾回环，加深了全诗的怀往感旧之情。“依依”叠字收篇，声情缭绕，更留下无穷的酸楚，不尽的沉思，供人品味。

　　这首诗，气氛沉重，感情抑郁而强烈。从一起的“闲”、“古”、“掩”、“空”诸字，宜员结尾的“暗尘”、“残墨”，始终幽暗凄冷。客之孤独与堂之空旷的映衬，化鹤故事神幻色彩的渲染，数竹量松，摩挲残墨的行动，凡此种种，使气氛显得沉闷低徊，给人一种压抑之感。从感情看，全诗神完气厚，沉痛深婉。而独具机杼的是：全诗无一字明说“情”，其意象却又处处含有深沉强烈的感情。比如说，以“闲坊古驿”寓天涯落拓，以鲲鹤变化概人事升沉，以竹松寄岁月不居，以残墨追怀往昔，个人的心迹，时代的风雨，都涵蕴其中，因此获得摧抑人心之力。至于中二联的对仗工绝，犹其余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陆游七律中的佳者“著句既遒，全体亦警拔相称。盖忠愤所结，志至气从，非复寻常意兴”。他评断陆诗，从思想感情的诚挚深厚出发以探求其兴会风格，可谓于超牡骊黄之外，独具真赏。

　　词为登眺之作，上片写登高所见、所闻，下片写登泰山而产生的自我渺小之感。词中，景象苍莽，境界阔大，充满着对人间伟观的赞叹，也表现了词人开阔的胸怀襟度。同时，“江山残照”之景其字面组合，及“悲啸”、“醉眼”等，也隐藏着词人的家国之痛。

　　江山残照，落落舒清眺——落落：清晰的样子。清眺：开阔而清晰的视野。这两句是说在泰山顶上，夕阳馀晖映照下的无限江山，苍莽辽阔，可以极目四望，尽情展开视野。在壮美的景色中，词人胸怀也因之宽广，不禁忘却了烦恼与哀痛，陶醉于大自然的造化之中。这两句写景峭拔雄健，气度恢弘，渲染了苍凉旷荡的氛围。“落落舒清眺”受杜甫《次空灵岸》诗“落落展清眺”之影响，但易“展”为“舒”，不仅是平仄格律的要求，而且突出了心情之舒畅和意境之清远。

　　涧壑风来号万窍，尽入长松悲啸——涧壑：山的沟谷。窍：孔洞。涧壑风来，山鸣应，松林也在风中怒吼悲鸣，林涛奔涌。这两句没有继续写视觉所见，而是转入对听觉形象的描写，在极短的篇幅里面，描写极其丰富的内容，使读者对泰山有了一个立体的多维印象。《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这两句便是由此脱胎而出。其一从山谷中写风，一从松林问写风。风不可见，借物而知，一“号”一“啸”，极为雄壮，富于表现力。“入”字将谷中风和松问风自然完美地连在一起，动感十足。“悲”字又具有词人的主观色彩，同时开启后片的抒情。

　　井蛙瀚海云涛，醯鸡日远天高——《孟子·尽心上》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以其高耸特立，视野开阔，历来为登临的人们所赞叹。词人登泰山而纵览，自比于井蛙见到波涛如云，醯鸡见到天高日远，大开了眼界。“井蛙”出于《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井底之蛙，由于受所处狭小环境的局限，不知道有个大海，因此也不可能去谈论大海。词中以井蛙与瀚海、云涛并列，不用动词连接，只是把几个小大悬殊的事物放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然发展了原出典的意思。“醯（xi）鸡”见《庄子·田子方》篇，写孔子求见老聃问道后，出来告诉颜回说：“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欤!微（没有）夫子（指老聃）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鸡是醋瓮中的蠛蠓（一种小虫），瓮有盖子盖着，不见天日；一旦揭去盖子（发覆），它就见到天了。词人登上泰山，也有这种感受。

　　醉眼千峰顶上，世间多少秋毫——秋毫：鸟兽之毛至秋更生，细而末锐，谓之秋毫。比喻事物之微细。作者为眼前的奇妙景象所陶醉，站在千峰顶上，在大自然奇景中，领悟到了人世万物如秋毫之末，都微不足道，顿时忘却了各种烦恼与哀愁。“醉”字用得极其生动传神，不仅是酒醉，泰山的壮景更使词人陶醉。而醉眼迷蒙的词人形象，也正与壮景相融。

　　全词短短八句，四处化用《庄子》中的语句，却不向老庄思想中讨生活，中间也并非枯燥说理，而是以形象语抒发情怀，风格清脚沉郁，显得自然而精炼。

　　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胭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