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篇抒写壮志难酬、罢职闲居的感慨。诗的前四句用“黄鹄”事起兴,写闲居情况。后四句写闲居心情,以仰慕李广与要离明志。这首诗对仗工整,呼应自然,典故的引用使语意达观、含蓄。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的结尾说:“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以“哀鸣”无“所投”的黄鹄自比;以“各有稻粱谋”的“随阳雁”比胸无大志、只谋衣食的常人,感慨自己因怀抱大志而遭遇饥寒。陆游在诗的起联,即运用杜诗作典故,抒发和杜甫同样的感慨。杜诗说黄鹄“何所投”,此诗不明说自己罢职后所受饥寒的威胁,只用“黄鹄”的“未免饥”作比兴,倒过来用“自笑”“欲何之”扣住“此身”。语意达观、含蓄,但处境的艰难可知。诗人一贯想为国驰驱,收复失地,以“英雄”自命,现在却被迫“闭门种菜”,命运可能要他“老”于这种境遇之中,不免引起他的愤慨。颔联起句,却以闲淡语出之。对句用《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家,不受重视,弹铗而歌“食无鱼”的故事,以自嘲富贵难求。这句表面说“思鱼”和叹“富贵迟”,实际上是表现对富贵并不强求。这两句也写得含蓄,但愤慨与达观之情并见。“黄鹄”句可与同期《遣兴》的“鹤料无多又扫空”句参看,“种菜”句可与同期《归耕》的“有圃免烦官送菜”句参看。
颈联以仰慕李广与要离明志。诗说要“入山随李广”,指李广罢居南山射猎事。“穿冢近要离”,则表示死后墓地也要与要离为邻。诗人对这两个失败英雄,常常形诸吟咏,如《躬耕》写“无复短衣随李广”,《江楼醉中作》写“生希李广名飞将”,《言怀》写“愿乞一棺地,葬近要离坟”,《感兴》写“起坟仍要近要离”,这是诗人意识到自己的悲剧遭遇与悲剧性格的表现。这一联诗也是慷慨辛酸,兼而有之。结联说要对月“强醉”,以解“过悲”之情;但一“强”字,一“过”字,更增辛酸之感。
诗从闲淡到慷慨到辛酸。情境可悲,而意气犹豪,不失陆游诗的特色。至于对仗与呼应的灵活自然,尤其是他的长技。
这首词,有人认为是韦庄“留蜀后思君之辞”,跟他的另一首《应天长·绿槐阴里黄莺语》的命意相同。而韵文学专家羊春秋认为,这首词乃别后相思之词,不必过于求深。把爱情词都连到君国上面来,是难免穿凿附会之讥的。
此词上片写远行人离肠百结的相思之情。“别来”一句写别离时间半年而书信全无,故尤思念。“一寸”句写思念而痛苦的情状,“一寸”何其小,“千万”何其多,“思念”这一无形的、抽象的东西,通过千万结的寸寸离肠,表现得具体可感了。“难相见,易相别”一句,很容易使人想起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但李句舒缓,韦词急促,读来如倾如诉。“又是”句,以景触情,倍增伤怀。
下片从对面写来,写居者在春光里,无日无夜不在思念远人。“暗相思,无处说”,似直而纤,含义有三:一是相思无地方可以诉说;二是本不想说,但闷在心中更难受,还是说出来,说出来又无人理会,则更增相思;三是这种相思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无处说”将相思、烦恼、零乱的心情和盘托出。“惆怅”三句,由现实到回忆,再又回到现实,凄苦之情自见。
这首词直接倾吐真情,毫无掩饰。语虽浅直,而情实郁结。
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