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所作的咏物诗。此诗运用比喻的手法，赋予菊花以英雄风貌与高洁品格，把菊花作为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象征，以百花喻指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形象地显示了农民起义领袖果决坚定的精神风貌。全诗辞采壮伟，设喻新颖，想象奇特，意境瑰丽，气魄雄伟。
“待到秋来九月八”，意思是重阳佳节未到，而诗人即赋诗遥庆之。“待到”二字迸发突兀，“骤响如爆竹”，具有凌厉、激越的韵致和可望在即的肯定意味。“九月八”在重阳节的前一天，从诗情奔腾的湍流来考察，诗人不写“九月九”而写“九月八”，并不仅仅是为了押韵，而且还透露出一种迫不及待，呼唤起义暴风雨早日来到的情绪。
“我花开后百花杀”，一方面向读者展示了一种不可抗御的自然规律，用金菊傲霜盛开与百花遇霜而凋所造成的强烈对比，显示出菊花生机盎然的顽强生命力，一方面暗示了农民起义风暴一旦来临，腐败的唐王朝立刻就会像“百花”遇霜一样，变成枯枝败叶。
第三、四句“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是对菊花胜利远景的预见和憧憬。第三句写味，“冲天香阵透长安”，这香，不是幽香，不是清香，而是“冲天香阵”。“冲天”二字，写出了菊花香气浓郁、直冲云天的非凡气势；“香阵”二字说明金菊胜利时决非一枝独放，而是群体皆荣，包含了朴素而深刻的天下太平观念；一个“透”字，又显示了菊花香气沁人心脾、芳贯广宇、无所不至的进取精神。
“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是说菊花无处不有，遍满京都；“尽带”是说这遍满长安的菊花，无一例外地全都披上了黄金甲。身披黄金铠甲，屹立在飒飒西风之中，抗霜半寒，傲然怒放，这形象是何等英武！何等俊伟！况且，“满”城“尽”是，如同云霞，映照着天空；如同烈火，燃遍了长安！这里所歌咏、所塑造的，不是单独某一株菊花，而是菊花的“英雄群像”。
这首诗是以菊喻志，借物抒怀，通过刻画菊花的形象、歌颂菊花的威武精神，表现了作者等待时机改天换地的英雄气魄。当农民起义的“重阳佳节”到来之日，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威风扫地，不是如同那些“百花”一样凋零了吗？当浩浩荡荡的义军开进长安之后，那身着戎装的义军战士，不是像这满城菊花一样，金烂烂辉光耀目、威凛凛豪气冲天吗？这首菊花诗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英雄的颂歌。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既写了菊花的精神，也写了菊花的外形，形神兼备；既写了菊花的香气冲天，又写了菊花的金甲满城，色味俱全，形象十分鲜明。语言朴素，气魄宏伟，充满了使人振奋的鼓舞力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等到秋天九月重阳节来临的时候，菊花盛开以后别的花就凋零了。
盛开的菊花香气弥漫整个长安，遍地都是金黄如铠甲般的菊花。
注释
九月八：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有登高赏菊的风俗，说“九月八”是为了押韵。
杀：草木枯萎。
黄金甲：指金黄色铠甲般的菊花。
这首诗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所作的咏物诗。此诗运用比喻的手法，赋予菊花以英雄风貌与高洁品格，把菊花作为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象征，以百花喻指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形象地显示了农民起义领袖果决坚定的精神风貌。全诗辞采壮伟，设喻新颖，想象奇特，意境瑰丽，气魄雄伟。
“待到秋来九月八”，意思是重阳佳节未到，而诗人即赋诗遥庆之。“待到”二字迸发突兀，“骤响如爆竹”，具有凌厉、激越的韵致和可望在即的肯定意味。“九月八”在重阳节的前一天，从诗情奔腾的湍流来考察，诗人不写“九月九”而写“九月八”，并不仅仅是为了押韵，而且还透露出一种迫不及待，呼唤起义暴风雨早日来到的情绪。
“我花开后百花杀”，一方面向读者展示了一种不可抗御的自然规律，用金菊傲霜盛开与百花遇霜而凋所造成的强烈对比，显示出菊花生机盎然的顽强生命力，一方面暗示了农民起义风暴一旦来临，腐败的唐王朝立刻就会像“百花”遇霜一样，变成枯枝败叶。
第三、四句“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是对菊花胜利远景的预见和憧憬。第三句写味，“冲天香阵透长安”，这香，不是幽香，不是清香，而是“冲天香阵”。“冲天”二字，写出了菊花香气浓郁、直冲云天的非凡气势；“香阵”二字说明金菊胜利时决非一枝独放，而是群体皆荣，包含了朴素而深刻的天下太平观念；一个“透”字，又显示了菊花香气沁人心脾、芳贯广宇、无所不至的进取精神。
“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是说菊花无处不有，遍满京都；“尽带”是说这遍满长安的菊花，无一例外地全都披上了黄金甲。身披黄金铠甲，屹立在飒飒西风之中，抗霜半寒，傲然怒放，这形象是何等英武！何等俊伟！况且，“满”城“尽”是，如同云霞，映照着天空；如同烈火，燃遍了长安！这里所歌咏、所塑造的，不是单独某一株菊花，而是菊花的“英雄群像”。
这首诗是以菊喻志，借物抒怀，通过刻画菊花的形象、歌颂菊花的威武精神，表现了作者等待时机改天换地的英雄气魄。当农民起义的“重阳佳节”到来之日，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威风扫地，不是如同那些“百花”一样凋零了吗？当浩浩荡荡的义军开进长安之后，那身着戎装的义军战士，不是像这满城菊花一样，金烂烂辉光耀目、威凛凛豪气冲天吗？这首菊花诗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英雄的颂歌。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既写了菊花的精神，也写了菊花的外形，形神兼备；既写了菊花的香气冲天，又写了菊花的金甲满城，色味俱全，形象十分鲜明。语言朴素，气魄宏伟，充满了使人振奋的鼓舞力量。
根据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引《清暇录》关于此诗的记载，此诗是黄巢落第后所作。黄巢在起义之前，曾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被录取。科场的失利以及整个社会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使他对李唐王朝益发不满。考试不第后，他豪情倍增，写下了这首《不第后赋菊》。
这首《韩干马十四匹》则是七古中的题画名篇这首诗前十二句分写十六匹马（诗题为十四匹，有意），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错落有致。写了十六匹马，然后点题。第十三句“画马真是马”，得马之神，是对韩干的高度赞同。第十四句是自赞，作者对自己的诗作充满了信心。作者自赞之意在引出末二句议论：世无伯乐、韩干，则虽有韩干画马之才，虽有为韩干画马之才之人题诗传神之功力之人，亦将无所得其用，可作多种联想。
诗题标明马的数目，但如果一匹一匹地叙述，就会像记流水帐，流于平冗、琐碎。诗人匠心独运，虽将十六匹马一一摄入诗中，但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变化莫测。先分写，六匹马分为三组。“二马并驱攒八蹄”，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一组。“攒八蹄”，再现了“二马并驱”之时腾空而起的动态。“二马宛颈鬃尾齐”，也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二组。“宛颈”，指曲颈。“鬃尾齐”，写了二马高低相同，修短一致。诗人抓住这两个特点，再现了二马齐步行进的风姿。“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两句各写一马，合起来是一组。“任”，用的意思。一马在前，用前腿负全身之重而双举后蹄，踢后一匹；后一匹退避，长声嘶鸣。大约是控诉前者无礼。四句诗写了六匹马，一一活现纸上。
接着，诗人迅速掉转笔锋，换韵换意，由写马转到写人，以免呆板。“老髯”二句，忽然插入，出人意外，表面上与题画马的主题无关。方东树认为这两句是“议”（议论），而不认为是“写”（描写），看作表现了“闲情逸致”的“文外之文”，离开了所画马的本身，这都不符合实际。至于这两句在章法变化上所起的妙用，他讲得很中肯；但实际上，其妙用不仅在章法变化。第一、只要弄懂第三组所写的是前马踢后马、后马退避长鸣，就会知道“奚官”之所以“顾”，正是由于听到马鸣。一个“顾”字，写出了很多东西。第二、“前身作马通马语”一句，表面上是“议”，但其实，“前身作马”，是用一种独特的构思，夸张地形容那“奚官”能“通马语”；而“通马语”是特意针对“一马却避长鸣嘶”说的。前马踢后马，后马一面退避、一面“鸣嘶”，“奚官”听懂了那“鸣嘶”的含义，就对前马提出警告。可见“通马语”所暗示的内容也很丰富。第三、所谓“奚官”，就是养马的役人，在盛唐时代，多由胡人充当。“老髯”一词，用以描写“奚官”的外貌特征，正说明那是个胡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老髯奚官骑且顾”一句中的那个“骑”字，指出“奚官”的胯下还有一匹马。就是说，作者从写马转到写人，而写人还是为了写马：不仅写“奚官”闻马鸣而“顾”马群，而且通过“奚官”所“骑”，写了第七匹马。
以上两句，把画面划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又以“奚官”的“骑且顾”，把两大部分联系起来，颇有“岭断云连”之妙。所谓“连”，就表现在“骑”和“顾”。“奚官”所骑，是十六马中的第七马，它把前六马和后九马连成一气。“奚官”闻第六马长鸣而回顾，表明他原先是朝后看的。之所以朝后看，就因为后面还有九匹马，而且正在渡河。先朝后看，又闻马嘶而回头朝前看，瞻前而顾后，整个马群，都纳入他的视野之中了。
接下去，由写人回到写马，而写法又与前四句不同。“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八马饮水，微流吸入唇吻，发出汩汩的响声。一个“后”字，确定了这八匹与前七匹在画幅上的位置：前七匹，早已过河；这八匹，正在渡河。八马渡河，有前有后，于是又分为两组。“前者既济出林鹤”，是说前面的已经渡到岸边，像“出林鹤”那样昂首上岸。“后者欲涉鹤俯啄”，是说后面的正要渡河，像“鹤俯啄”那样低头入水。四句诗，先合后分，共写八马。
“最后一匹马中龙”一句，先叙后议，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周礼·夏官·庾人》说：“马八尺以上为龙。”说这殿后的一匹是“马中龙”，已令人想见其骏伟的英姿。紧接着，又来了个特写镜头：“不嘶不动尾摇风。”“尾摇风”三字，固然十分生动、十分传神；“不嘶不动”四字，尤足以表现此马的神闲气稳、独立不群。别的马，或者已在彼岸驰骋，或者即将上岸，最后面的，也正在渡河。而它却“不嘶不动”，悠闲自若，就因为它是“马中龙”。所谓“蹄间三丈是徐行”，不担心拉下距离。
认为“据公诗马十四匹”的王文诰，既没有发现“奚官”所“骑”的那匹马，又搞混了这“最后一匹”马。他说：“此一匹，即八匹之一，非十五匹也。”其实，从句法、章法上看，这“最后一匹”和“后有八匹”是并列的，不能说它是“八匹之一”。
十四匹马逐一写到，还写了“奚官”，写了河流，却一直未提“韩干”、也未说“画”。形象如此生动，情景如此逼真，如果始终不说这是韩干所画，读者就会认为他所写的是实境真马。然而题目又标明这是题韩干画马的诗，通篇不点题，那是不妥的。所以接下去便点题。归纳前面所写，诗中得出了“韩生画马真是马”的结论。“画马真是马”，这是对韩干的赞词。而作者既赞韩生，又自赞，公然说：“苏子作诗如见画。”到下面两句，才表明作者之所以既赞韩生又自赞，是为全诗的结尾作铺垫。韩生善画马，苏轼善作画马诗；从画中，从诗中，都可以看到真马，看到“马中龙”。可是，“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意思是，世间没有善于相马的伯乐和善于画马的韩干，连现实中的骏马都无人赏识，又何况是画中的马、诗中的马。既然如此，韩生的这画、苏轼的这诗，还有谁去看呢？两句诗收尽全篇，感慨无限，意味无穷。
全诗只十六句，却七次换韵，而换韵与换笔、换意相统一，显示了章法上的跳跃跌宕，错落变化。
这首诗的章法，前人多认为取法于韩愈的《画记》。如洪迈《容斋五笔》卷七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都这样说。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这首诗穷极变化，不可方物，更多的是受了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的启发。
这首诗的首联从反面切入，写聚会，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然后次句以“未拟还”拉回，又以谢朓比谢榛，切姓，又切身份；颔联由上“未拟还”生出，把他不归说成不得归，暗中达到颂扬的目的；颈联在谢榛布衣的身份上做文章，说他不屑仕进，而交游遍天下；尾联收缴全篇，说他终将与妻子高隐；尾联一纵一收，收放自如，巧妙地化用典故，为谢榛转圜，把他高人诗客与出入京华富贵之家的形象组织在一起，处处为他占身份，虽是颂扬，但颂扬得十分得体。
京城送走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路边的杨柳抽出了长长的嫩条，正好供行人攀折话别，而谢榛却游宴歌咏于京师，还没有回乡的意思。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后诗词中多引为赠别语，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这首诗写的是聚会，却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非才力大于凡人者难以做到。对句以谢朓比谢榛，即切合其姓，又符合他诗人的身份。而西园又是达官贵人府第的代称，并以文人游宴赋诗而著名，谢榛在京城与当朝大佬过从甚密，诗用西园典，与他的行事密切吻合。李攀龙论诗与“前七子”遥相呼应，力主“诗必盛唐”，特别心醉杜甫。杜甫的赠人诗以用典切合人的姓氏身份著称，如《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用张骞泛槎事切其姓。又如《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以汉叶县令王乔比王明府，切其姓与身份。李攀龙此句正是他学杜甫的经意之作。
古时提倡清高，对隐逸之士往往推许褒扬，对曳裾侯门者往往多微词。所以首联说了谢榛滞留京师不归，出人权贵之门后，颔联立即拉回弥补。诗说谢榛年事已长，由于苦吟和久居他乡，暗换了青青发，每逢春天到来，魂梦不由得萦绕着故乡的青山。这就把谢榛不归说成了不得归，他出入朱门也就非其所愿。而是由于权贵们仰慕他的诗名。这样对谢榛出入人海的行止作解释，便达到了颂扬的目的。
颈联在谢榛的身份上大作文章，说他生当清明盛世，正是可以出仕为帝室效力的时候，他却托病不起，甘以布衣终其身，虽然无官无禄，清寒贫苦，却结交遍天下，声名籍籍。尾联则进一步说谢榛虽然目前游走京师，最终仍然要像隐士庞德公一样，偕妻子高隐故乡。这两联仍然是一纵一收，处处为谢榛转圜，把他描绘成高人与诗客的结合体，为他占尽身份。虽是颂扬，而颂扬得非常得体，不露谀媚之态，无论是受者、旁观者都能坦然接受。
读古诗时总感觉到写赠答诗犹如送礼，措手颇费斟酌，且碍于情面，很难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更难表达真实感情。李攀龙这首诗巧妙地化用典故，收放自如，以精湛的技巧弥补了感情的不足。
这首诗是作于李攀龙与谢榛刚刚缔交时，诗竭力加以捧扬赞美。后来李攀龙论诗与谢榛发生龃龉，王世贞等人站在李攀龙一边，干脆把谢榛排斥在七子之外，自己做起领袖来。明代的世风，到了嘉靖年间已日现颓势，反映到诗人中，便同类相引，异己相斥，互相攻讦，忽离忽散。“后七子”后来一遭公安派的轰炸，马上溃不成军，未尝不是这种世风下的必然结果。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
这首诗首联赞扬韦匡赞作为逍遥公的后人贤良有德，并再三珍惜二人友情以此筵别后难再相见为憾。颔联料想和嘱托别后情状，杜甫说此番别后若蒙韦二想念，能写封数字短札相寄，杜甫便感激不尽，倒是自己的诗作，请韦二不要向万人传播。颈联又回到二人所处的时代环境里，这年八月，吐蕃十万兵马侵扰，兵戈又起，时局危难；眼前韦二尚可有所作为，自己却白发客居，不知又要在短暂来日飘流向哪里。尾联叹自己命运感别离苦痛，觉得世间万物万事古往今来皆为悲剧，此一别更是涕泪断肠了。
这首诗虽以个人的离愁别苦为题，然而诗人却将此情感深深嵌入时局的背景之中，揭示了战乱的紧张氛围，讽刺了当时统治阶层的人才任用政策，表达了主客双方未能在世间得以施展的深刻悲情。整首诗从个人的离别情感扩展至国家的时局，由个体的遭遇抨击出政治的腐败，表达了“离而复合，无限情遥”的情感，情感与泪水相伴，感慨满怀，充满极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