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峨东岳高”一句,开门见山,吟咏泰山巍峨高大,“秀极冲青天”,既勾画出直刺云霄、高耸陡峭的山势,又把静止的山峰写得生气蓬勃,富含动态之美。
与前两句从大处着眼不同,下面四句则着眼于细部描绘。山石峥嵘竟然分割了天空,显得格外静穆幽远。此山此石仪态万方,看上去好像是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而成,其实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诗中出现的“秀”、“幽”、“玄”、“自然”等词,与魏晋时期的思想崇尚及人物品评理论有关,在这里用来形容泰山,折射出鲜明的魏晋时代色彩,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诗人对泰山的赞叹与景仰。但诗人在感叹泰山神秀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个人身世的坎坷与艰辛。诗人质问造化:你既令泰山如此迷人,却为何又使我遭受命运的坎坷,屡遭颠沛流离之苦。
诗人的确与普通女子有很大不同,她在提出质问之后,并没有进一步作悲痛哀婉的泣诉,而是笔锋一转,在诗中融进自己刚强不屈的精神。面对高耸入云的泰山,面对神秘莫测的造物主,诗人没有因为自身遭遇而悲伤沮丧,而是决心投身于山川这雄奇壮伟的怀抱,以顺应自然,终亨天年。
该诗虽有哀痛激愤之语,但对泰山之美的描写却并不是为了衬托这些情绪,而是为了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真挚而热烈的爱,这种爱与诗人坚强不屈的性格相交融,使诗人在面对泰山时淡定而又坚强,这是一种非凡的气度,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崇高精神状态,也是诗人在遭遇困境时更加主动地融入自然,感受自然魅力的原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雄伟高大的泰山,以极其清秀的灵气直冲青天。
它的山岩洞穴仿佛天然间隔的空虚宅院,寂寞无声,幽静深邃。
它绝非人间工匠的制造,高山上的岩洞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变幻莫测的风云气象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这样使我的思想波动不定。
决定离开变化多端的人境,搬到泰山中生活,恬然无为,延年益寿,安享天命。
注释
峨峨:嵯峨,山势高峻的样子。
东岳:指泰山。
岩:山崖。
间:分隔。
虚宇:指天地万物。虚,天空。宇,空间的总称。
寂寞:清静,无声。
幽:僻静,幽雅。
玄:奥妙,玄妙。
云构:高山上的岩洞。
发:出自。
器象:物象。《易·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屡迁:指思想波动不定。
逝:通“誓”。
宅斯宇:以斯宇为宅,指隐居泰山。
天年:指人的自然年寿。
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乱臣孙恩攻破会稽,杀王凝之及其诸子,作者寡居。而当时又是东晋晚期,政治矛盾尖锐,王室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相互攻伐,作者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产生了隐居的想法,于是便写这下《泰山吟》,表现了作者归隐山林,颐养天年的思想。
“峨峨东岳高”一句,开门见山,吟咏泰山云峨高大,“秀极冲青天”,高勾画出直刺云霄、高耸陡峭的山势,又把静止的山峰写得生气蓬勃,富含动态之美。
与前两句从大处着眼不同,下面四句则着眼于细部描绘。山石物嵘竟然分割了天空,显得格外静穆幽远。此山此石仪态万方,看上去好像是能工巧匠精心雕琢而成,其实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诗中出现的“秀”、“幽”、“玄”、“自然”等词,与魏晋时期的思想崇尚及人物品评理论有关,在这里用来形容泰山,折射出鲜明的魏晋时代色彩,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诗人对泰山的赞叹与景仰。但诗人在感叹泰山神秀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个人身世的坎坷与艰辛。诗人质问造化:你高令泰山如此迷人,却为何又使我遭受命运的坎坷,屡遭颠沛流离之苦。
诗人的确与普通女子有很大不同,她在提出质问之后,并没有进一步作悲痛哀婉的泣诉,而是笔锋一转,在诗中融进自己刚强不屈的精神。面对高耸入云的泰山,面对神秘莫测的造物主,诗人没有因为自身遭遇而悲伤沮丧,而是决心投身于山川这雄奇壮伟的怀抱,以顺应自然,终亨天年。
该诗虽有哀痛激愤之语,但对泰山之美的描写却并不是为了衬托这些情绪,而是为了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真挚而热烈的爱,这种爱与诗人坚强不屈的性格相交融,使诗人在面对泰山时淡定而又坚强,这是一种非凡的气度,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崇高精神状态,也是诗人在遭遇困境时更加主动地融入自然,感受自然魅力的原因。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诗中前六句写景,勾画出一幅荒村落叶,山雨断桥的寂寥图景,从而反衬出好友皇甫侍御来访十分难得,表现诗人意外的惊喜。最后两句点题,谓友人和己同病相怜、互为知己。全诗写意外之喜,实含失时之悲,情融景适,余味悠长。
“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起首二句竭力渲染深秋时节的萧瑟气氛:在荒僻的山村,一抹夕阳斜照着,树上的秋叶纷纷坠落,境界荒凉。诗人此时年逾花甲,也已到了人生的黄昏,生命的秋天。他一生坎坷,因不畏权贵,晚景凄凉,所以面对晚秋夕阳,心头自是感慨万端。秋色衰飒,落叶纷乱,是他心境不能平静的写照。首联描绘荒村返照、落叶纷纷和萧条景象,烘托了颔联友人来访的温暖和可贵。
“古道无行客,寒山独见君”则是说他望见平日无人影迹的绵远古道上,自己的友人竟然孤身来访。“古道”与“寒山”极力渲染自己居处幽僻,人迹罕至,也言门前冷落,无人造访。诗人相识虽多,如今遭逢不幸,被诬贬谪,又居处山野,古道难行,惟有皇甫侍御却不避秋寒,甘冒风霜,攀山越岭来访,一个“独”字,足显出二个相知相念的深挚情谊,显出诗人内心激荡着喜悦之情。淡笔写来,上下二句对比,更显示人事寂寥中友情的可贵。
“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句以野桥上承荒村,古道,又点出友人来访时的气候特征:一场秋雨之后,山野小桥被大水冲断,山涧中溪水暴涨,溢向岸边田地。
而友人却不顾山路泥泞而来,引出下边“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诗人与皇甫侍御乃是志气相投,同病相怜。尽管诗人幽居白云深处,与世隔绝,友人依然与他心息相通。语感既有欣喜,又有感慨。喜的是友人来访,知己重逢,同时又为二人同病相怜的意遇嘘唏慨叹。
全诗表现了对友人过访的惊喜。一个“喜”字说明,好友皇甫侍御来访的深情在刘长卿的心头荡漾,涌起了无限的感激之情。诗人精于造境,诗中先写荒寒、凄寂的晚景以此表现来客之希,再写路途之难以见来客之情真。然诗中于衰败落景描写中,也写出了自己的栖隐中失意的心境与避世心态,诗人写友人独能于此中寻找自己。他仿拂已能从中体会主人这一心绪,这则突出了他们之间共同旨趣,诗人以审美的态度将这一同病相怜的心理表现极有诗意。从艺术上说,含蓄蕴藉,不着痕迹,含感激与感慨之情于言外,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除此之外,诗中所绘景物荒寂凄冷,但情味恬淡,意境幽清。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