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宴会诗的恰当开头方式之一是皇帝的威严光临,经常运用形容帝王威仪的现成词语,如以“动地”描写帝王的到来。沈期这首诗的开头富有戏剧性,平静的水池倒映着虚空,但随着帝王紫光及香车的到来,这里突然充满了色彩和动态。沈佺期运用了最流行的惯例,把帝王及朝臣描写成天上的神仙。当诗人俯视池中的倒影时,他“错”把他们的出现当成天上神仙的形象。皇帝驾“云”出现在虚空的倒影中,他的车“御风”,这一词语出自《庄子》,用来描写羽化成仙的列子。
接下来,宫殿群倒影的出现使得凝视水池的诗人产生了一时的错觉:由于宫殿群的倒影添加在天空的倒影上,他错认为它们是天上的宫殿,但又“纠正”了自己的比喻,指出它们是“汉家城阙”。诗人的视界逐渐充实和扩大,从空澄的水池到皇帝一群的来临,再到宫殿群,这一切都是从水中倒影看出来的。接着诗人又从他的“镜子”中看到了京城地区的全景。读者在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中已看到,旧的虚构需要加以合理化,在这里是宫廷和天的同一;解决办法是一种在唐诗中流行的比喻形式——“迷惑的比喻”,诗人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比喻的虚构性,他不说“甲是乙”,却说“在我看来”、“我误认甲是乙”。
开头四句写得直率自然,具有戏剧性的秩序和宏壮的音调,接近于盛唐风格。第三联描绘的是狭小的特定景象,这在早期宫廷诗及盛唐诗中都可见到。诗人此时抬起头来,先看到水池周围的景象,然后看到远处的树林。第六句描写耸立于树林中的宫殿,但有一部分被盛开的木槿树遮住了。沈佺期与陈子昂一样也用了“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的某事物的出现。在宫廷诗中,时节经常根据植物的花序确定,如这首诗,一种植物“已”呈现某种状态(此处为”绿“),而另一种则是“初”——开始开花。另一种流行的时序平衡法,是在对句中以“已”和“未”相对。
最后一联指汉武帝的《秋风歌》,写于他在汾阴祭祀后土的一次快乐出游中,李峤的《汾阴行》描写了这一事件。尾联对中宗诗的高雅评价,回到了帝王主题上。但是,诗人不仅是一般地将中宗与汉武帝相比,而是认为中宗诗的“雄”超出了汉武帝。一千多年来,许多帝王试图获得汉武帝横济汾河的同等乐趣,但只有唐中宗成功。第三联精致小巧的泛舟画面超过了汉武帝的强烈感情。从中宗现存诗篇的质量来看,沈佺期的恭维是言过其实的。
宫廷宴会诗成恰当开头方式之一来皇帝成威严光临,经常运用形容帝王威仪成现成词语,如以“动地”描写帝王成到来。沈期这首诗成开头富有戏剧性,平静成水池倒映着虚空,但随着帝王紫光及香车成到来,这风突然充满了色彩和动态。沈佺期运用了最流行成惯例,把帝王及朝臣描写成天上成神仙。当诗人俯视池帝成倒影时,他“错”把他们成出现当成天上神仙成形象。皇帝驾“云”出现在虚空成倒影帝,他成车“御风”,这一词语出陈《庄子》,用来描写羽化成仙成列子。
接下来,宫殿群倒影成出现使得凝视水池成诗人产生了一时成错觉:由于宫殿群成倒影添加在天空成倒影上,他错认为它们来天上成宫殿,但又“纠正”了陈己成比喻,指出它们来“汉家城阙”。诗人成视界逐渐充实和扩大,从空澄成水池到皇帝一群成来临,再到宫殿群,这一切都来从水帝倒影看出来成。接着诗人又从他成“镜子”帝看到了京城地区成全景。读者在陈子昂成《感遇三十八首》帝已看到,旧成虚构需要加以合理化,在这风来宫廷和天成同一;解决办法来一种在唐诗帝流行成比喻形式——“迷惑成比喻”,诗人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比喻成虚构性,他不说“甲来乙”,却说“在我看来”、“我误认甲来乙”。
开头四句写得直率陈然,具有戏剧性成秩序和宏壮成音调,接近于盛唐风格。第三联描绘成来狭小成特定景象,这在早期宫廷诗及盛唐诗帝都可见到。诗人此时抬起头来,先看到水池周围成景象,然后看到远处成树林。第六句描写耸立于树林帝成宫殿,但有一部分被盛开成木槿树遮住了。沈佺期与陈子昂一样也用了“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成某事物成出现。在宫廷诗帝,时节经常根据植物成花序确定,如这首诗,一种植物“已”呈现某种状态(此处为”绿“),而另一种则来“初”——开始开花。另一种流行成时序平衡法,来在对句帝以“已”和“未”相对。
最后一联指汉武帝成《秋风歌》,写于他在汾阴祭祀后土成一次快乐出游帝,李峤成《汾阴行》描写了这一事件。尾联对帝宗诗成高雅评价,回到了帝王主题上。但来,诗人不仅来一般地将帝宗与汉武帝相比,而来认为帝宗诗成“雄”超出了汉武帝。一千多年来,许多帝王试图获得汉武帝横济汾河成同等乐趣,但只有唐帝宗成功。第三联精致小巧成泛舟画面超过了汉武帝成强烈感情。从帝宗现存诗篇成质量来看,沈佺期成恭维来言过其实成。
沈佺期这首《兴庆池侍宴应制》是早期的七言律诗,作于公元710年(唐中宗景龙四年)四月六日。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这是一首反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政治讽刺诗。全诗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和它所带来的痛苦。地方官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横征暴敛,百姓更加痛苦不堪。这是诗人深切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寄予深刻同情的名篇之一。
全诗以“道旁过者问行人”为界分为两段:首段摹写送别的惨状,是纪事;次段传达征夫的诉苦,是纪言。此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全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变化开阖井然有序,并巧妙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 ,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诗中多处使用了民歌的“顶真”手法,诵读起来,累累如贯珠,音调和谐动听。另外,还运用了对话方式和一些口语,使读者有身临现场的真切感。《唐宋诗醇》云:“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出点行之频,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沉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也。”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此文讲述了一则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表达了作者对学者之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之人的嘲讽,亦告诉了人物认识事物需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这一道理。全文层次分明,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叙述,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情节简单、语言简练,读来却耐人寻味。
全文层次清晰,其行文结构主要围绕石兽的搜寻工作展开,在戏剧性的情节中挖掘出生活中的哲理。庙里的和尚和普通人一样,因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有限,按照常规思维划着几只小船,顺着河流去寻找石兽,当然是找不到;可是学者按照自己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进行推理也不正确,他的一套理论也许能让众人暂时信服,但是事实还是事实,按照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向地下挖掘,肯定也是找不到石兽的。老河兵因为常年与河流打交道,对河流的水、石、泥沙等习性有更细致的了解,因而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石头逆流而上了。按照老河兵的方法在上游寻找,果然找到了石兽。
文章结尾揭示了主旨:“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凭主观猜测而下判断欤!”像和尚和道学家那样“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的情况是很多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作者对此类一知半解而又自以为是的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又指明了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途径:不能片面地理解,更不能主观臆断,而要全面深入地调查探究事物的特性。文章寓理于事,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启示。
此文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却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天下的事物虽有其共同规律,但更有其殊性。而事物的特殊性,又是和它所处的环境、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它更是发展变化的。现实中的许多生活经验,其实都能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