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秋兴赋》在嗟叹四时的基础上，以宋玉《九辨》中悲秋的名句为契机，抒发自己对“秋日之可哀”的独特理解。先将宋玉句中提到的“送归”、“远行”、“临川”、“登山”做的诠释和评议：“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送别归去的人怀着思慕伴侣的恋意，远去他方的人有羁旅漂泊的悲愤，面临大川则感叹流水似时光飞逝，登上高山又怀想未来而哀悼眼前。前两点是一般概括，后两点是具体用典，一用孔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之典，一用齐景公乐而怕死之典。接着潘岳用议论总结了“四感”，道出自己的见解：“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四感让人内心哀痛，遇到一样也难以忍爱，可是嗟叹秋天本身的值得悲哀，大概是没有什么愁可比而又无休无止了。宋玉的名言是封建社会仕途坎坷的文人在秋日共同心理感应的写照，潘岳的独特理解又成为此赋所兴的思想基础。
《秋兴赋》以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推移，点染重彩浓墨，极力铺写萧瑟、冷落的秋天景象。按时间来看，从野外写到庭院：“野有归燕，隰有翔隼”，写到屋内：“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田野里有归来的燕子，沼泽地有低翔的鹘鸟；庭院树枝上的叶子都飘洒零落了，强劲的风凶猛地吹动着屋门的帐幕。按时间来看，从白天写到晚上：“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天空澄明愈加显得高远，太阳的光线在空中飘飘忽忽逐渐衰微。为什么微弱的阳光时间这么短，而感觉那寒冷的夜晚却正长。从夜晚又写到清晨：“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听那飞离的大雁在晨空中吟唱，仰望那七月流火的寒天残景，而且其中夹杂着对秋夜“月瞳胧”、“露凄清”、“熠耀粲”、“蟋蟀鸣”种种所见所闻的感受描写。景象铺写后联想到自己，以“不寐”、“展转”写出所悟和自省，又以自己“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的忧思早衰的形象与显贵们“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的得意嬉游的傲气对比，当然会自然得出清醒的认识和信念：“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如果人们的志向好恶有不同，也就无从识别他们的轻重静躁了，是此赋所兴的环境背景。
《秋兴赋》直接阐发老庄的“齐万物、一生死”的学说，顺理成章地引出此篇的篇眼——即所兴。正面议论、反面对照、援例引证、用典说明，可说议论得十分透辟。其中“龟祀骨”的典故源于《庄子·秋水》篇。这个典故正好表达了潘岳宁愿无拘无束地去过隐居生活，也不愿受人白眼而宦海沉浮，全篇所兴也就一下子脱口而出：“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且让我收藏起官服归来吧，快扔掉那官印用高风亮节激励自己。该句说的直接，痛快，又响亮，是此赋的眼目。紧接着又以欢快的笔调，描绘了想像中的归隐生活：“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潎潎。”耕东皋，交余税，听泉声，嗅菊芳，浴秋水、赏鱼乐，写得何其轻松自在，情趣横生，一幅怡然自得、与世无争的隐居图跃然纸上，这是当时司马氏严酷统治下庶族士大夫超然物外，全身远祸的典型心境。由老庄哲学想到归隐是此赋的理想境界。
《秋兴赋》通过对秋哀感情的抒发，对秋景铺陈的描写，对“齐天地”观念深刻的议论，表达了对达官显贵们的轻蔑和自己处境的愤懑，从而表示了归隐避祸的决心。
《秋兴赋》在赋的发展阶段中，按内容属抒情言志小赋；按形式属骈体赋。在表达方式上，它已打破了汉散体大赋专尚叙事，铺陈扬丽的写法，而是熔叙事、描写、抒情、议论为一炉，很多句子多种表达方式兼而有之，不能说专指某种表达方式了。句式上以四、六句为主，而且注重对仗，上下句几乎都是双双比翼骈出，而且注重偶句押韵和灵活换韵，增强了语言的节奏美和音韵美。虽然还保留很多骚体赋的“兮”字，但只在上句，句中没有，而且也不是句句必有，可以看到逐渐被淘汰的痕迹了。
《河东赋》是西汉辞赋家扬雄创作的一篇赋，是作者“四大赋”之一。此赋先写赴祭的壮观，再叙汉成帝的游历，最后才通过夸赞大汉圣皇丰功伟业而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全赋虽较短，但与“四大赋”其余三赋一样用意曲折而铺陈委婉。
此赋篇幅虽短而结构极有层次，正文前的序曲为叙述而用长短自如的散体，委婉地指出了汉成帝到汾阴的目的。正文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天子帅群臣，仪队威盛而庞大，前往汾阴宫，极尽夸张之能事，显出大汉天子之威灵，以描写带出叙述，其句法本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尤为谐整，读之如见一路逶迤情状。
第二、三部分为抒情而借用骚体，颇有一唱三叹之致。其中，第二部分写汉天子浮游周览，役使群神，观览古圣帝王的遗迹而发为嗟叹，而“簸丘跳峦，涌渭跃泾。秦神下詟，跖魂负沴；河灵矍踢，爪华蹈襄”数句铸词奇崛，遂成模式，时地人物，无施不可。
第三部分就汉天子归来，极力赞颂汉德广大，以为前古未有，尧舜禹汤周皆不在话下，直可追蹑三皇，希踪五帝，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汉代的隆盛和士大夫的自豪与信心。
全赋变飘缈沉郁为欣然欢快，以喜悦之情怀古，已非汉成帝出行和祭祀前后的壮观场面的直接再现，显示了远古帝王的行为及其治理下层的社会局面，而又无形中虚化了成帝的心境，通过艺术手法表现了汉成帝对唐尧、虞舜风习的向往，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
这是一首离别的诗歌。诗人以行军途中所见太行山景色为题材，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太行山巍峨险峻、黄河气势磅礴的宏伟画卷，谱写出了抗战年代里太行山区雄奇壮美的自然风貌以及军民万众一心，英勇斗争的精神面貌。诗人以美术家的眼光，巧妙选择景物、切取场景，组合成远近结合、色彩艳丽而且洋溢着战斗激情的画面，抒发了不畏强敌、同仇敌汽、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首句写山，次句写河，既表明“出太行”的行程，又显示爱我山河的豪情。诗人“出太行”后“经洛阳”，必然要跨越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天险”。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朱德，来到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他满含深情地“一望收”，只在远看一眼之中，已把万里黄河的雄伟形象全部收入眼底，那种迫不及待的热情和无比广阔的胸襟，已被表述无遗。他之所以如此地向往黄河，热爱黄河，着眼点就在于它是“天险”。在“抗战紧急”的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正在黄河之滨与日本侵略军凭险抗击，浴血奋战。一定要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正在诗句之中激荡回旋着，这就是令人感到它有气壮山河之伟力的原因。
紧承次句，第三句展开对“出太行”后“经洛阳”、“中途返延安”的行程所见的描写。由于诗人经洛阳、抵西安时，日寇两万余人正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进迫中国陕甘宁边区，诗中实写由黄河以北的太行，经过黄河以南的洛阳，而后沿黄河岸边折转延安的路线。其中既有八路军对侵华日军的“抗战”，又有八路军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自卫还击的“内战”。这两种类型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似火”三字则把这燃遍黄河两岸的战火作了形象鲜明的描写。“抗战紧急”之际，不该“内战又起”，使得亲痛仇快，“国人皆忧”。朱德既为黄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燎原大火而高兴，又为黄河两岸燃起了内战的遍地烽烟而痛心，他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在这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正因如此，结句就顺势而出了，点明了“出太行”的主旨。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总司令奉党中央之令“中途返延安”，共商“去重庆谈判”的具体策略和内客，以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如果谈判成功，自能解除国忧，告慰“同仇”。一个“当”字，表明诗人为谈判成功而要竭尽全力的良好愿望，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有停止内战的诚意，还得看事态的发展，显示出诗人用词下字的准确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