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此词首两句点明时刻,以下写景,呈现出一片朦胧夜色。荒村人静,遂觉茨菇荷叶,凡舟中所能辨识者莫不饶有诗趣。
“渔梦”语双关,可解作静极欲眠,亦可释为隐遁之想。“凉帖地”之“凉”字,“咽虫声”之“咽”字,均可见作者体物炼字之工。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