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一开头就回顾了自己十余年来坎坷的仕途经历及内心的苦闷彷徨。诗人“十五隐于高阳,二十献书厥下”(《感旧赋》),自开元二十三年出山,由此时已九年。“弃鱼钓”,说自己决心出仕,“十载”举其成数说于谓时间之长。“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两句概括了“十载干明王”的坎坷不退的经历,包含着屡遭挫折,不甘归去而又不得不归去的感叹。以上四句语意回环,反映了诗人内心的波澜,以颇为沉重的情调引起全诗。
次四句承上文“归沧浪”写归程中的苦闷心情。诗人在秋日辞京远行,一路唯见寒霜遍地,这景物衬托了诗人失意时的心灰意冷。在归程中,诗人特别突出“昨夜”之“梦”来加以描写,借以表现对“故山”的留恋,而故山却是“惠草色已黄”。如同“鹅鶬昨夜鸡,蕙草色已陈”(《暮秋山行》),“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等等诗句一样,表现出岁月已晚,宿愿难酬的叹息,也反映出进退两难的心境。
诗的以下八句承上继续写归程,而扣应题目“由大梁”,写到大梁后所见。诗人选定“薄暮”这一时间,有可能是写实,但也有以薄暮景色衬托沉重心情的用意。“仲秋萧条景”一句对大梁所见作了总的概括。以下便选择一些典型景物来写这样一个秋日薄暮的“萧条景”:南飞的鸿雁,阴暗的郊野,秋风和茅草,野火和枯桑,把大梁秋日的薄暮渲染得分外冷落凄凉。“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两句用极自然的语言极平常的形象,勾划出深秋郊野的典型环境诗人焦虑郁闷,百感交集的情怀通过这幅图景含蓄地烘托出来。
诗的最后四句,称赞故友声名,赠玉壶以慰勉朋友要像玉壶之冰为官清正廉洁,呼应题目“奇”字。
诗人西去长安干谒,失意东归,情绪十分低沉。此间的诗作中不止一次地对此有所抒发,如“云送关西雨,风传渭北秋,孤灯燃客梦,寒杆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如“妇姑城南风雨秋,妇姑城中人独愁”(《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等等。《由大梁却寄匡城主人》一诗所表达的也是这种仕途失意后的低沉郁闷。从表现上说,这篇作品与上引诗句一样,多以景习情,显得十分含蓄而又深沉。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是一首写迎接访者时心情的七绝,诗的生活气息很浓。题目中的“喜”字就透出了作者当时的欣喜心情,是全诗的文眼,为全诗定了基调。
诗的第一句,从“忽闻”写起,一个“忽”字写出了事情的突然,也写出了出乎意料的惊喜;第二句从情态、动作写,“笑”扣题目的“喜”字,穿衣迎接动作,透着一股乐不可支的心情。这两句诗从正面写“见访”情景。后两句写孩子们见官员车马而跑入芦苇丛中藏匿起的情景,一方面写出了平民家庭的孩子们没见过世面,胆小腼腆;一方面也写了当时的官员们的威势在孩子们心里的影响;再一方面也写出了诗人虽地位低下但有官员来访的欣喜心情,同时并写出了诗人在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儿童不惯见车马,走入芦花深处藏。”这两句诗从侧面来写“见访”,委婉含蓄,而且最富于生活气息。
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